「他是我見過最愛台灣的外國人，應該說他比台灣人還愛台灣!」台灣同鄉會新任會長陳美津說的正是在FAPA知名的台灣女婿，也是她的荷蘭藉丈夫韋傑里。陳美津在遇到韋傑里前，對於荷蘭的印象，只知道是鄭成功趕走佔據台灣的荷蘭人，萬萬沒有想到3百多年後，她會嫁給一個荷蘭人，倆人攜手同心為台灣民主之路打造一頁傳奇。
「他天生就很善良，喜歡行俠仗義，如果不是娶我，他仍然會為弱勢族群努力打拚，關懷國際間被壓迫的政治良心犯。因為那是他的使命。」陳美津輕柔地說著。
在1971年時，韋傑里，一個溫文儒雅，熱情洋溢的荷蘭人遠赴美國，位於西雅圖的華盛頓大學攻讀太空工程博士，對著宇宙浩瀚的星空，他並沒有忘懷居住的地球還有許多人正受著苦難的折磨。他在校園裡成立一個「國際特赦組織華盛頓大學分部」，時常寫信援助良心犯的救援工作。
「當時一位台灣留學生，有一天偷偷地跑到我面前，告訴我，台灣也是獨裁集權國家，許多良心犯根本沒有人關心，更遑論會有國際組織救援，他拜託我能伸出援手。當時台灣對我而言，非常陌生，但他的神情告訴我，台灣真的需要我們的幫助。然後我就跑去圖書館亞洲部，當我看到兩本書後，心裡悸動不已，我決定一定要搭救台灣的良心犯。」韋里傑回憶著。
那兩本書就是彭明敏教授大作「自由的滋味」，還有一本是柯維角寫的「被出賣的台灣」。只是命運的交集，讓他遇到古道熱腸的陳美津，兩個年輕的留學生為台灣衝衝衝，不過，他們從沒想過台灣竟會讓他們一直放心不下，疼惜到心甘情願一輩子奉獻給台灣。
悲天憫人富正義感
韋傑里，從小在荷蘭長大，虔誠的基督教徒，這位瘦瘦高高的年輕人從小功課就很優異，
荷蘭早已是個完全民主開放的國家，當他來到美國，看到各國的留學生有的心事重重，他常耐心傾聽同學們對於自己國家關切的議題和抱負，韋傑里從小在基督教教義薰陶下，認定基督徒就是要為世上不公不義奮鬥，所以當他成立「國際特赦組織華盛頓大學分部」時，就針對南美洲、緬甸、西藏、蘇俄等國家，幾個 同學分一小組，持續的寫信給他們認養的政治良心犯。
當那位台灣留學生懇切請託下，韋傑里決定去認識台灣是什麼樣的國家，他去學校圖書館查看，映上眼廉的兩本書，當他打開彭明敏教授《自由的滋味》時才了解台灣原來是個如此封閉，口中天天喊實行民主自由，但一點也不自由的社會；當他再讀到一位1947年美國駐防軍官柯治角目睹在台灣的228事件的史實記錄，那是1965年出版《被出賣的台灣》時，他柔軟的心似乎聽到那些無孤的冤魂正在低吟泣訴，台灣4百多年歷史，從他們荷蘭先祖佔領一直到現代，台灣總是被遺棄，輕易地備受外人蹂躪，人民更沒有決定自己未來的權力。
「那是影響我最深的書，也是我決定想要深入幫助台灣的開始，也是我人生的轉捩點」自此他與台灣結下不解之緣，開始關心台灣政治情勢，因為當時中華民國正好退出聯合國，國際處境越來越艱難，但島內白色恐佈的良心犯在綠島等地受到非人道的禁押良久，同時，一些致力改革的年青人一次次以辦黨外雜誌及小型抗議衝撞蔣家威權體制，當時，執教華盛頓大學的沈富雄及李英偉教授和台灣學生成立「台灣學生社」，韋傑里因而常受邀參加聆聽，後來耳濡目染成了一個台灣通。
1973年，出生台北的陳美津自台大外文系畢業後，來到洛杉磯加大先唸個新聞碩士，然後又以優異成績申請到華盛頓大學唸經濟系，從小就是被長輩叮嚀「囝仔有耳無嘴」，她說:「因為小叔叔在228事件發生之時，正是青年學生，才出去買個東西自此就不見了，沒有人再見過他，這是家族心中永遠的痛，因為政治是大家口中的禁忌，在無處可投訴冤情下，看到祖母常常以淚洗面，228的傷痕的確帶給整個家族很大的陰影。」
但活潑快人快語的陳美津在美國終於找到一個出口，而且是由韋傑里帶領著她認識真正的台灣，也讓她領悟“ 人權” 為何物，民主自由的滋味有多麼甘美。
搭出營救人權的橋樑
國際特赦組織華盛頓大學分部仍然給許多集權國家寫信，自此多了一個點，台灣，當時一個主張台灣應該獨立的商人楊金海被補後遭到殘酷的刑求，韋傑里決定認養楊金海為特定關懷的對象，時時寫信警愓國民黨官員，並寄慰問卡給楊金海傳達關懷之意。
除了關在綠島遭白色恐佈迫害的良心犯，對於風起雲湧的黨外民主運動，他們也十分關心，尤其發現黨外抗爭事件頻傳，而且爆發的衝突越趨激烈，時時關心台灣的韋傑里夫婦雖然身在海外，但也深感山雨欲來風滿樓的步步危機；因為國民黨當時消息是封鎖一面倒，所以他們決定先下手為強，開始寫新聞信給國會議員及國際組織，由於後來黨外成立美麗島雜誌，所以取得聯繫後，反而可以拿到第一手資料，自此之後，新聞信由一頁變成了6-7頁；這就是台灣公報的起頭，但沒多久編到第7期時，比預期來的還要早，高雄事件爆發了。
心急如焚的海外人士用各種管道想要營救被逮捕的人士，當時許多都是台灣菁英份子，韋傑里夫婦更是急得如熱鍋上的螞蟻，還好台灣公報發揮了無比的效用，在他們與當時任史丹佛大學教授張富美（現任僑務委員長）聯繫上，得到許多被捕名單，其中韋傑里連夜就打了一份厚厚的人權報告及名單資料給各個國際組織，其中幫忙最力當然就是國際特赦組織；不僅如此，他還特地飛往華府去央求願意平日同情台灣的國會議員，請他們幫幫忙向國民黨施壓，為了確實發動全球營救網，韋傑里還特地花錢請人畫了一系列圖像在台灣公報上，請求各國際組織搭救。
現在執政黨內許多官員當年身繫囹圄時，常會收到不知名人士的救援，當時都是海外人士不斷的營救，海外熱血沸騰只因為無法忍受高雄事件只不過是要一點人權民主自由，卻被打成暴民，最主要目標就是不能讓國民政府以刑法100條叛亂罪，治良心犯於死地。
當年呂秀蓮是罪大惡極的首犯，她出獄後，就曾飛到荷蘭感謝當時荷蘭國際特赦組織認養她持續關注，當初她甚至想會一輩子死在牢獄，更不可能想到有一天會成為副總統。
台灣公報是我們的孩子
韋傑里夫婦膝下無兒女，他們不以為意，因為當時實在太忙了，韋傑里除了要以荷蘭駐外官員上班，還得常出國，不論是回荷蘭述職或是派駐外地，韋傑里除了自己祖國的公事，公事包裡隨時都是最新的台灣資訊，他總是不放過任何機會，為台灣宣傳介紹，其勤奮程度，連許多愛台人士都自嘆不如；而陳美津是新聞系碩士，所以學以致用，利用台灣公報的觸角發行量越來越多，不論是國際各種人權組織，聯合國，甚至美國境內的各大使館，國會議員，官員，都會固定接到這對夫婦胼手胝足作出來的台灣公報。
「我們實在忙得沒有時間生孩子，但是台灣公報就是我們的孩子，這一養就把她養了20多年，從來沒有間斷過。在那個黯淡苦難的年代，台灣公報讓我們認識了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台灣始終讓我們割捨不下。即使到現在台灣人人都可以罵總統，完全民主，但我們仍是擔心的要死，因為那份我們在乎以台灣出發，認同台灣的意識，至今才剛始萌芽。」
雖然2000年政權輪替後，韋傑里很開心，總統上任後還特別感謝這位不求名利的幕後英雄 後來他被派回荷蘭時，兩夫婦本想愜意享受晚年生活，但沒想到2004年阿扁連任發生的319槍擊案,當時他們就在台灣助選，感受到藍綠陣營對峙的緊張局勢，尤其之後藍營處處掣肘，國際對於中國經濟潛力的覬覦，向中國嚴重傾斜，美國更是一直讓步；他們非常憂心，兩人商量以後，決定提早退休，再回美國為台灣打拚。
2004年申請後直到2005年6月才受准， 7月中旬他們就回到到DC首府，目前FAPA人手不足，總部只有6位工作人員，還好各地有許多分部，不過韋傑里加入後，他的目標放在遊說參議院，並以其外交多年經驗連絡智庫及媒體。 他的理想是要讓台灣走向正常化，能正名走入國際組織，還有他也要宣達台灣受到中國嚴重武力威脅，為全球和平而言，國際需要更關注台海情勢。
1979年的“ 一中政策” ，放在21世紀是非常落伍與台灣現實不合，現在是民主國家，過去台灣不民主，所以只有一個選項，一個民主國家有權決定自己的未來前途,所以未來選項絕不是一個人或一個國家來決定，台灣現狀其實就是獨立，台灣人民不要害怕當自己的主人。
對於現今工作，中國崛起在議院內，他們灑下大把銀子建外交，韋傑理並不氣餧，他說，當時30年前，只有4位國會議員支持他們，但現在大多數都能理解也願表支持，現在並不比當年差，因為台灣草根外交的力量是不可忽視，FAPA還有很多社團他們都在不遺餘力的追求最終的理想。「結婚30年來，我們一生最快樂就是為台灣工作，30多年來，我們很清楚，只要堅持，我們就能戰勝。」
文/記者林蓮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