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楊遠薰部落格 http://tw.myblog.yahoo.com/overseas-tw
葉李麗貞與葉國勢是一對六十年代初期到美國留學的台灣人夫婦，兩人一生勤勞認真，在美國奮鬥四十載，事業雖有起伏，對台灣的愛心卻始終不變。早年，他們參與過「世界台灣獨立聯盟」與「全美台灣同鄉會」的成立，也曾為了保釋「四二四刺蔣事件」的黃文雄與鄭自財，抵押過房子。晚年，懷著「立足美國，關懷台灣」的心情，力倡「台美公民協會」，輔導第二代踏入美國主流社會，同時成立民進黨美南黨部，積極為陳水扁助選，一生的願望就是希望看到台灣人能夠當家作主。
公元2000年5月2 0日，葉李麗貞回台參加陳水扁總統的就職大典，激動地含淚望著陳水扁宣誓為總統，感慨終生的願望總算達成，但愛侶卻已辭世，「這就是人生。」她感嘆道。
生長在時代邊緣
「我是一個生長在時代邊緣的人，小學唸的是日文，初中時逢戰爭，然後變成中國的時代，中文靠自己摸索，英文靠聽收音機跟著趙麗蓮學，一生都在不斷學習中。」葉李麗貞說，「我現在作心理治療的對象大多數是美國人，每個月至少做兩場以上的英語演講，人家問我這條路怎麼走出來的？我說全靠上帝的祝福與努力，我沒有比別人聰明，只是不斷地嘗試與學習。」
目前是休士頓婚姻與家庭治療專家的葉李麗貞提起往事說：「我有一些過往的經歷，說出來，你們會覺得那是遙遠時代的故事，可是卻都是活生生的事實，這些經歷讓我在年輕時就體會到台灣若要有前途，一定要獨立自主。」
「我是經過二二八事件的人，那年，我十五歲，在台北唸書，父親在基隆擁有礦山，開採煤礦。事件發生後，台北不平靜，父親派人到台北接我和母親搭黃包車回基隆，一路上，很多台灣人攔路要修理『阿山仔』，為我們帶路的人不斷地朝路邊喊：『這是田寮港李頭家的家眷，是好人，請讓過！』。到家後，妹妹的小學老師已經躲到家裡來，他是外省人，藏匿在我家比較安全。」
「父親那時是基隆市推選出來的『二二八處理委員會』委員，數日後，他要到台北公會堂開會。他的車子從基隆開向台北，一出八堵山洞，就被專程自台北趕來通告的公司職員攔住，那人說：『頭家，頭家，公會堂去不得，台北已經開始抓人了，趕快逃！』，父親探聽情形後，立刻調轉車頭，往山區方向逃，同時派人通知家人趕快躲藏。」
「我們一時也不知該躲到何處，正好隔壁住的是幫我們煮飯的歐巴桑，住在一棟日本宿舍裡，就把母親、我和兩個妹妹藏在塌塌米與地面之間的隔層，直到現在我都還記得那股霉味。不久，荷著長槍和刺刀的軍人就來了，我們躲藏在塌塌米下，都聽得到他們耀武揚威的走動聲、翻攪聲和吆喝聲。」
「我們在陰暗的隔層裡藏了兩天，有好心的人安排母親住進基隆的傳染病隔離醫院，我和大妹佯裝看護，也跟著住進傳染病醫院，小妹被送到鄉下，一直等到時局平靜後才回家。父親因為名列黑名單，不敢回家，派人交涉的結果，得以兩大布袋裝得滿滿的鈔票換取自由，對方並且指定鈔票要送到基隆碼頭。」
「當時要找人背兩大袋鈔票到基隆碼頭都很困難，因為大家都害怕，惟恐布袋一卸下，尚未轉身，就被槍斃掉。還好那時送鈔票去的人平安地回來，父親也因此得以回家，這就是生活在沒有法治社會下的悲哀。」
後來，李麗貞唸了第一屆的台北護理學校，畢業後在1956年，獲得「聯合國基金會」的獎學金，到波士頓深造，是當時極少數的台灣女留學生之一。她以聖經上的賢德婦人路得（Ruth）為英文名字，後來大家都習慣稱她Ruth。
在波士頓唸書的第一年聖誕節，學校放假，她搭火車到紐約找朋友，正好一群早期的留學生正在籌組「East Coast Formosan Club」，Ruth不但參加了籌備會議，並且也參加了成立大會。「那時看到那麼多台灣學生聚在一起講台灣話，聽到一些前所未聞的台灣獨立的言論，覺得既親切又興奮，會後和幾個朋友一起逛紐約市，也很開心。」
留學美國期間，她常參加國際學舍的活動，認識了一些韓國學生，他們對她說：「韓國和台灣從前都是日本的殖民地，但是戰後韓國獨立了，為什麼台灣不獨立？」她心裡想：「是啊，為什麼台灣不獨立？能夠當家作主多麼好。」這種企盼台灣獨立的想法此後深植在心中，但她回台灣後不敢對別人說，連家人也不提，因為怕父母擔心，後來就只對一個人說過，那就是葉國勢，他很同意她的看法。
在波士頓唸了一年又一個夏天的護理，她回台灣，到台南護校教書，因為單身在台南，就住在學校的教員宿舍裡。那時也因為還想找機會出國唸書，就不作結婚之想。有個朋友的弟弟同樣從台北南下，在成大唸書，時常找幾個同學到她那裡串門子，他們大都小她五歲左右，稱她為「李姐」，她當他們是弟弟，一夥人在一起聊天唱台灣歌，覺得很快樂。
「那時，有一個瘦瘦的大男孩每次都來，人長得斯斯文文的，也不多話，我覺得他不錯，就介紹學校的一位助教給他，可是每次看電影，他都買三張票，實在莫名其妙。」Ruth說。
暑假一到，她就回家，那時她家已經搬到台北。有一天，這個家住台南白河的男孩到台北找同學，然後結伴到她家玩。離去後，Ruth的母親說：「我覺得這個男孩對妳有意思。」她心裡想：「可能嗎？他比我小五歲！」
不久，她收到他的信，讀了之後，整個人都愣住了，這是一封求婚信，信上說：「如果妳信仰的上帝存在的話，那麼我已經為了這件事，向祂祈禱了好幾個月。」
這就是當年葉國勢向李麗貞求婚的經過，那時，葉國勢在成大電機系唸大四。「他那麼年輕，沒有事業基礎，沒有社會地位，當然也沒有錢，如何當我的結婚對象？」但她不便直接拒絕，想了想，對他說：「我和其他女孩一樣，也希望找一個比自己強的人，可以撒撒嬌。」他說：「我們不妨試試看。」就這樣，兩人正式交往了一年，結果緣到份成，終於成立了小家庭。
栗子街的房子
1963年，葉國勢到佛羅里達大學（Univ. of Florida）深造，十個月後，李麗貞帶著一對稚齡兒女，以醫護人員應聘的身份到美國和丈夫團聚。不久，國勢取得佛大電機工程的碩士學位，在紐約找到工作，全家搬到與紐約一水相隔的新澤西，安頓在紐渥克東部，介於哈得遜（Hudson）河和柏塞（Passaic）河之間的康尼（Kearny）。
葉國勢是一個勤快認真的人，白天過哈得遜河到紐約上班，晚上回澤西，就趕到紐渥克的紐澤西理工大學修讀博士課程。這段期間，他們在康尼的栗子（Chestnut）街買了一棟可容兩個家庭住的兩層樓房子，在當時大多數是留學生的台灣人圈裡，算是少數有家有工作有房子的人，因此經常請一些學生到家裡吃飯。大夥人聚在一起，熱鬧滾滾，話題總離不開台灣的政治。
不久，張燦鍙一家也搬到東部，租他們的樓上住，栗子街的這棟房子隨後竟成了籌組「世界台獨聯盟」的地方。Ruth那時到郵局租了一個信箱，往後許多年，這個「Kearny, NJ」的信箱竟成為美國台獨聯盟和「台獨月刊」的對外聯絡地址。
「那時候，無論寄發宣傳文件，或製作傳單、標語，都在地下室進行。家裡常有客人，每次吃飯時間到了，我看到一屋子人，就淘米煮大鍋飯，八至十個人圍一桌吃飯是常事。」Ruth說，「後來，洪哲勝和鄭紹良也來了，最初住在我家，後來才搬到附近。當時看到一些人為了獨立工作，學業、事業都擱一邊，義無反顧地『潦』下去，覺得那種情操真美。」
六十年代後期，紐約是台灣人風雲際會的地方，留學生在各地學成後，就到紐約找工作。初抵紐約，常苦無棲身之處，葉國勢和幾位有心同鄉就在曼哈坦的百老匯與九十幾街的交接處，租下了兩三間公寓，讓有需要的學生居住。後來更進一步在百老匯與一二二街的交會處，合資買下了一棟古舊的「台灣樓」，保留兩間公寓，租給台灣同鄉會使用，這就是最早的「台灣會館」的雛形。
1970年，在紐約的台灣同鄉會叫「East Coast Formosan Club」，葉國勢在1969至1970年時擔任該會的會長。當時的有志之士以整合各地的獨立運動為要務，全球性台灣獨立聯盟的籌備會議遂於1969年9月20日在紐約召開，直接促成1970年元月一日的「世界台灣獨立聯盟（WUFI）」的成立，當時張燦鍙、蔡同榮、葉國勢等人都是出席WUFI成立大會的元老。
「我們那時生活的重心都放在關心台灣，」Ruth說，「1970年4月24日蔣經國抵達紐約時，我和一些朋友都到布拉薩旅館前示威。當天飄著雨，我走在遊行隊伍中間，忽然聽到『碰！』的一聲，並不明白發生什麼事，後來才知道原來是天大地大的『刺蔣事件』。」
「四二四事件」在美國的台灣人之間掀起了極大的震撼。當時保釋黃文雄與鄭自財需要二十萬美金，在大多數是窮學生的時代，這真是一筆天文數字。葉國勢和另外一位新澤西的同鄉黃呈嘉為此抵押了自己的房子，李麗貞在銀行裡開設一個專戶，接受各地的捐款。她說：「那時捐款的情況非常踴躍，匯來的款額有十塊、二十塊，也有一塊、五塊，留學生的經濟能力很薄弱，但大家都竭盡所能地想要幫忙，那種熱情真令人感動，所以我到現在都一直相信台灣人一定會贏。」
積少成多，眾志成城，大家果真籌到足夠款額將黃文雄與鄭自財保釋出來，他們覺得很欣慰。夏天裡，全家開了部車前往密西根的安那堡（Ann Arbor），探視年初甫從瑞典抵達美國的彭明敏教授。熟料在密西根時，竟接到黃呈嘉的緊急電話，告知黃、鄭兩人已經棄保而逃，不禁大吃一驚，連忙開車徹夜趕回紐澤西收拾殘局。當時心想：保釋金一定會被沒收，只是不知房子是否立刻被查封？
後來經由一位美國朋友的幫忙，輾轉獲悉法院尚未登記保釋的房子，連忙將房子廉價出售，在很短時間內，匆匆搬離紐澤西，到休士頓另闢天地。提起這段往事，Ruth笑著說：「後來還有人建議將栗子街的那棟房子買回來呢！說那是『世界台獨聯盟』的發源地。」。
波浪起伏的人生
葉國勢到休士頓後，很快地找到工程師的工作，在紐澤西理工大學的博士課程已經修完，卻因搬家失去了拿學位的機會。Ruth重拾職場生涯，晚上到醫院當護士，白天到大學裡修習心理學等課程，計劃當一名婚姻與家庭治療師（Marriage and Family Therapist），結果一唸就是十年。
她解釋說：「一般碩士只需修三十幾個學分，但要當一名婚姻與家庭治療師，需要修滿七十二個學分，實習一年，累積三千小時的個案經驗，才能考執照。我從四十歲開始修課，一直唸到五十歲，才拿到專業資格。」
「我們搬到休士頓後的那些年，家庭成長得很順利，夫妻兩人都做事，也努力存錢，有了積蓄就投資房地產，陸陸續續買了好幾棟房子。後來公司派國勢到南韓，我跟著他到韓國生活了三年。再回休士頓時，國勢決定辭掉公司職務，出來創業，他一直很希望擁有自己的事業。」
「時值八十年代初期，國勢作衛星天線的生意，第一年賺到一些錢，感到興奮，不料第二年就碰到休士頓大衰頹，石化業全面崩盤，整個城市像一座死城，機場都鮮少人出入，到處都看到商店關門，連Holiday Inn都收不到錢。在這種情況下，他的事業勉強撐到第三年，就撐不下去了，只好宣告破產，房子全都沒了，多年積蓄也化為烏有，一切回歸於零。」
「破產時，休士頓一片蕭條，他找不到工作，為了生活，我們搬到達拉斯（Dallas）去，奮鬥半生，年值半百，一切從頭開始，這就是人生。」Ruth繼續說。
「初抵達拉斯，經濟情況很困窘，不過上帝也沒讓我們欠缺，一對子女成長得很好，夫妻倆互相扶持，本身還有生活能力，所以能夠坦然面對現實，重新出發。」
那時，Ruth已經取得婚姻與家庭治療師的執照，卻無發展的機會，為了生計，她到一家精神病院當夜班護士。醫院裡，有些病人情緒不穩定，半夜睡不著，吵吵鬧鬧，她對不安的病人說：「不要吵，我陪你講話。」於是她以心理治療的方式，和病人對談，談了一陣子後，病人逐漸安詳，然後睡著。
一個月後，值班的醫師開始問：「為什麼這個月這麼安靜？為什麼晚上沒有人打電話來要開安眠藥？是哪個護士在值班？」院方說：「來了一個亞裔的護士。」因此，醫師找她去談話，一談之下，才知道她受過完整的心理治療訓練，因此讓她在醫院裡兼做心理治療的工作。
她需要更多表現的機會，才能爭取到個案（Cases）。萬事起頭難，尤其身為外國移民，又是中年的東方女性，當然困難重重，可是Ruth說：「我絕不躲在家裡哀嘆，我要站起來，走出去。」
「怎麼走出去法？」我問。
她說：「要自己創造機會，表現給人家看啊！機會不會平白自天而降。」那陣子，她每天看報紙，尋找機會，有一天看到一則越南青少年犯罪的新聞，就打電話到警察局，對辦案的警察說：「這些孩子們需要心理輔導，希望你們不要把他們送進監獄就了事。」然後她自我介紹，表示願意提供免費的服務。
就這樣，她接下了輔導觸犯法律的越南青少年的案件，她聽不懂越南話，他們也不會說英語，彼此靠畫圖溝通。結果八個星期的團體治療做下來，她贏取了這些孩子們的信任，成果非常好，媒體記者都來採訪她。接著，她舉辦「東西接觸」和「代溝」等座談，深受社區的重視，如此一步一步地紮下了信譽與根基。
在達拉斯住了兩年，休士頓的景氣慢慢回甦，葉國勢原先服務的公司又請他回去工作，Ruth在達拉斯的個案一時無法結束，因此有一年的時間，她兩地跑，一個星期裡，三天在達拉斯，四天在休士頓。有了許多個案經驗，她在休士頓的事業發展得很快。
「目前，我諮商的對象百分之九十五都是美國人，每個顧客都喜歡我，因為我是真正用『心』在服務。」充滿信心的Ruth說：「我非常喜歡我的工作，在工作時，我從不覺得累，只有回到家，才感到疲倦。」
1989年五月，他們從達拉斯搬回休士頓，正慶幸兩個人的工作重上軌道時，葉國勢卻發現得了第三期的胃癌，治癒的希望很渺茫。當時大家的心頭都攏上一層厚重的陰影，幸虧得到休士頓良醫李雅彥的幫助，得以迅速進入「安德遜治癌中心」進行手術。手術之後，國勢竟像奇蹟般地獲得痊癒。
「那時，雅彥請了最好的醫師替國勢開刀，結果國勢撿回了生命，但沒想到替他麻醉的醫師以及李雅彥醫師後來竟都先他而去。」Ruth感嘆地說。
這一次的手術讓葉國勢多活了十年，大病重癒的他特別珍惜親情，開始幫忙作家事，在家裡學著吸塵、清掃和作菜，也用較多的時間和子女談話，還主動要照顧孫子。Ruth說：「我們這個年紀的台灣男人大都不作家事的，兩個孩子小的時候，他都不曾替孩子換過尿布，後來居然樂意替孫子換尿布，實在不簡單，雖然有時他都把尿布穿反了。」
年逾六十的Ruth事業倒是越做越出色，她的個案越接越多，後來又取得婚姻與家庭治療師的督導員（Supervisor）資格，開始督導見習的婚姻與家庭治療師諮商患者。因此在她的診所裡，時常可見實習的婚姻與家庭治療師在那裡工作。
自1990年起，Ruth在休士頓的報紙「台灣鄉訊」開闢「路得信箱」，以專家的觀點，解答一般移民的生活疑難，很受歡迎。隔年，「北美洲台灣婦女會」在「台灣公論報」上推出「婦女信箱」時，主持人阿香（吳美芬）就常向她請教，阿香說：「Ruth的觀察很細微，回答很中肯，建議常有一點即醒的功效，讓人受益非淺。」
走入主流
他們在休士頓生活了三十多年，一直活躍在休城的台美人社區當中。期間曾因名列黑名單，遭到至親過世不得回台奔喪的悲劇，也曾經因為看法與部分同鄉有異而導致別人的誤解，但這些都不足以影響他們對故鄉的熱愛與關懷。
自從1970年搬到休士頓後，他們就聯合當地熱心的同鄉，繼續推展台灣人運動，葉國勢並且在1977至1979年間，擔任「全美台灣同鄉會」會長。與此同時，他們也熱心於教會的侍奉。Ruth在初中時就讀淡水女學，接觸到基督教信仰，後來受洗為教徒，國勢也在婚後篤信基督，兩人住休士頓時，與一些熱心的同信共同成立「休城台灣基督長老教會」，長期服事教會。葉國勢並且在1982年至1984年期間，擔任「北美洲台灣基督教會」會長，從事教會之間的協調與對外的拓展事工。
1992年，台灣已經解嚴，黑名單卻未解除，Ruth因為父親在台灣病得非常嚴重，急欲回台探親，但卻備受刁難。她說：「出國三十年，因為名列黑名單，一直沒有辦法回台灣。母親在病危中，一再囑咐我不要回去，她說她不要看到我被捕下獄。母親去逝時，我人在韓國，雖然近在咫尺，家人卻極力勸阻我回台灣。不久，婆婆也過逝了，國勢的家人也不要他冒險回台奔喪。」
「1992年，聽到父親病危的消息，想到長年別離，不得謀面，不久又將死別，非常哀痛。那時見台灣的情勢已有轉變，於是申請回台簽證，居然獲准，連忙買了張機票，儘快飛回台灣，企盼能見到父親最後一面。誰知一到桃園機場，就被警察扣押起來，我說我有入台的簽證，他們說那是誤發，硬把我拘留，要遣送我回美國。那時睽違多年的家人都到機場接我，就是沒有辦法接我回家，我打電話到處求援，直到蔡同榮和葉菊蘭趕來，才把我保釋出去。等我趕到父親病床時，他已經昏迷，我一直叫著他，他睜開眼睛，望著我，嘴角牽動了一下，總算知道我回家了，然後闔眼辭世。」提起這段搥心肝的往事，葉李麗貞非常傷感，同時也很氣憤國民黨政權的不合人道。
接下來的1993年，休城發生了兩件事情，引起部分同鄉對他倆的誤解。那年，葉國勢任「休士頓台灣同鄉會」會長，在休城「台灣人活動中心」召開年會，正當滿堂同鄉熱鬧進行晚晏之際，休士頓「北美事務協調處」處長楊進添突然到臨，當場引起軒然大波。有些同鄉指責會長未照會理事，即擅自邀請國民黨政府的官員與會。Ruth說：「國勢並沒有邀請楊進添，是他自己買票來的，既然來了，就是我們的客人。」至於楊進添是否事先照會過葉國勢？Ruth說，她不知道，國勢不願多加解釋，但她後來意識到國勢已經逐漸認為台灣人不應該再逃避與台灣政府的接觸，因此受到許多同鄉的指摘。
那次年會後不久，Ruth計劃製作一系列探討親子關係的錄音帶，以幫助一些移民家庭的親子關係。她聯合休城多位姐妹如葉錦如、吳美惠等，以座談討論的方式進行錄音，有台語發音，也有北京話發音。當時需要一筆製作經費，她到處募款，卻總差一些，有人建議她向僑務委員會申請補助。她覺得這項節目有益於所有台灣來的移民，向台灣政府申請贊助亦無不妥，因此，她去申請並且獲得僑委會的一筆補助，親子關係錄音帶得以順利製作，但她卻因此背上「失去原則」的黑鍋。
進入九十年代，她已開始感到台美人應與主流社會積極接觸，於是和一些熱心的同鄉在1990年時共組「休士頓台美公民協會（TACL）」，出任創會理事，積極輔導第二代服務美國社區。她說，初到美國的第一個十年，他們朝思暮想的都是台灣的事情，即使法律上歸化成美國公民，心理上也仍難適應，一直到在美國生活了比在台灣還長的歲月後，才體認到應該向這個社會認同，因此積極鼓勵第二代融入美國主流社會。1994年，葉國勢擔任「休士頓台美公民協會」的會長，繼續朝踏入美國主流社會的方向努力。
1999年，台灣展開總統選舉前哨戰，眼見國民黨分裂，連宋揚鑣，葉國勢覺得這是台灣人爭取執政的千載難逢好機會，於是出面招募百人聯署，在休城成立「民進黨海外美南黨部」，全力挺扁。那年十二月，他接受台灣政府的聘請，成為美南區的僑務委員之一。
數個星期後，正當台灣總統選戰進行得如荼似火之際，不料葉國勢竟在家中悄然過世，去世之前，沒有任何徵兆。葉李麗貞說：「下午三點多，我從辦公室打電話回家，還和他講話，五點多回到家，卻發現他安然坐在起居室裡的坐倚上長眠。我實在無法接受這個突發的事實！」
結縭四十載，自認有上帝的依靠，有兩人的互相扶持，足以應付人生的風風雨雨，沒想到老伴竟然不告長別，讓素來堅強的Ruth哀痛不能自已。
2000年五月二十日，她單獨回台灣參加總統就職大典。當含淚望著陳水扁宣誓成為台灣總統時，她的內心無限激動，心裡不停地說：「國勢，國勢，我們打拼了三十多年，總算看到台灣人當家作主了，可惜你竟無法活著看到這一刻。」
葉國勢去世後，葉李麗貞成為美南區的僑務委員，盡量以專長服務美南僑民。她說：「過去國民黨執政，我們痛恨被歧視，今日民進黨執政，我們應該敞開胸懷，接納更多的人，只要認同台灣的，都是我們服務的對象。」
她又說：「經過這麼多人這麼長久的努力，好不容易才輪到台灣人執政，我們應當用心維護這得來不易的成果，不該再內耗自己有限的資源。」
對葉李麗貞來說，人生是不斷的再出發，而她是迎接挑戰的強者。在經歷許多人生的波浪，處理過無數的專業個案後，她曾一度以為自己能夠坦然承擔人生的一切，惟獨面對廝守四十年的老伴驟然離去，仍有掩不住的失落。「這就是人生。」她無奈但平靜地說。
註：「台美公民協會」全名Taiwanese American Citizen League，簡稱TAC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