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日，在阿賓頓﹝Abington﹞醫院服務的楊東傑醫師來看我，帶我到城西，與林榮勳、陳以德和林錫湖等幾個朋友認識。」盧主義說：「大家見了面很高興，一行人於是搭了地鐵，到中國城打牙祭。餐後，大家沿著市場街，緩緩步向宏偉的市府大樓。時值中秋節，皎潔的月亮高掛在天空，林榮勳遞給我僅有的一塊月餅，說是給小學弟的見面禮。我握著月餅，心底無限溫馨。」
站在市府大樓前，他們眺望費城的夜景。聞名遐邇的獨立大樓就在不遠處，即使望不見，那著名的自由鐘彷若無聲地敲打著他們的心。四個月後的一九五六年正月一日，這五個年輕人就在這獨立的聖城，成立了「台灣人的自由台灣﹝三F註一﹞」，敲響北美洲台灣獨立運動的鐘聲。
五十年代的留學生
盧主義早在一九五一年，即到美國留學，是當時極少數未當兵即出國的留學生之一。
當時聽說一位國民黨大官要送兒子到美國唸書，那年的役男特准未當兵即可出國。盧主義把握這機會，央請宣教師孫雅各﹝ James Dickson﹞牧師為之介紹，獲得孫牧師的母校馬卡里斯特學院﹝Macalester College﹞的入學許可，便趕在年底匆匆出國。其時，他已考上人人羨慕的台大醫學院，卻只唸了三個月，即瀟洒地揮一揮衣袖走了。
「我生長在一個抑鬱的年代。」盧主義說：「我讀港﹝Minato﹞小學時，看到日本老師殘暴地毆打台灣學生，心裡很氣憤。小學畢業那年，目睹中國軍隊接收台灣後的種種亂象，覺得很失望。唸初中時，又見中國教官無理體罰學生，深感台灣人很可憐，始終當二等公民。讀到初二，遭逢二二八事件，親歷血腥恐怖的大屠殺。讀高中時，又是白色恐怖時期，心頭始終籠罩著一層政治陰影。那時真希望有機會能出國透透氣，也見見世面。」
他的父親盧牧童在台南作食品生意，是府城最古老的看西街長老教會的長老，因為望子成龍，就積極支持他出國，因此盧主義成了早期的台灣人小留學生。
他在十二月抵達天寒地凍的明尼蘇達州，在聖保羅的馬卡里斯特學院過起新奇忙碌又帶點孤寂的留學生活。幸好隔年學校又來了一個台灣學生，也姓盧，同樣經孫牧師介紹而來，但與盧主義沒有親戚關係。這個盧建和畢業台中一中，父親是台中著名的企業家盧慶雲。由於兩人同在馬卡里斯特學院，很快成了好朋友。
一日，主義在圖書館唸書，建和遞給他一本李格斯﹝Fred Riggs﹞著的《國民黨統治下的台灣》﹝註二﹞。主義一口氣讀完，覺得意猶未盡，此後便經常在學校圖書館搜索有關台灣的書報。有一天，他讀到柯喬治 ﹝George Kerr﹞ 在一九四七年寫的《二二八的起因與經過》及《三月大屠殺》，讀後情緒非常激動，一連數夜，輾轉難眠。
由於志在學醫，一九五五年，主義大學未畢業，獲得費城天寶﹝Temple﹞大學醫學院的入學許可，即在九月抵達費城。他到費城之前，先寫信給台南一中的學長城錦榮，請他代為介紹費城的同鄉。因此他到費城後不久，即有楊東傑醫師拜訪，和那晚難忘的聚會。
此後每逢週末，這幾個年輕人便常聚在一起。他們當中，楊東傑最年長，盧主義最年輕，林榮勳最早到費城。其中楊東傑、林榮勳和陳以德三人皆來自醫生家庭，曾一起賃屋而居，也曾共同在教會和紡織廠打工，交情相當親密。
林榮勳畢業台大政治系，於一九五二年到賓夕尼亞大學﹝U. Penn.註三﹞ 攻讀政治博士。他就讀台大期間，曾任學生自治會會長。一九四九年，台大與師大發生「四六事件」時，國民黨軍隊開進校園，逮捕學生。林榮勳代表學生自治向政府陳情，竟被憲兵帶走，幸好台大校長傅斯年及時出面保釋，才得脫險。此後，他經常嚴詞批評國民黨。
陳以德畢業台大法律系。他在台灣時，因為拉得一手好小提琴，曾與軍中同袍合組樂團，在蔣介石面前演奏。退役後，他到司法行政部工作，與台大同學童靜梓同事，然後獲童靜梓的未婚夫林榮勳的幫忙，在一九五四年到賓大攻讀國際關係。他抵達費城後，即與林榮勳住一起，政治想法因此有了很大的改變。
楊東傑畢業於東京慈惠醫科大學，一九四七年一月學成回台後，即遇上慘絕人寰的二二八大屠殺，因此對國民黨的印象相當惡劣。他的表兄吳振南醫師在日本相當活躍，後來當上廖文毅的「台灣共和國臨時政府」的副總統。楊醫師在一九五四年到賓大研習放射醫學後，與他的表兄時有聯繫，因此對台獨運動亦不陌生。
林錫湖的父親是府城著名的企業家林全福。他自台大化學系畢業、服完兵役後，即到新墨西哥大學深造。一九五五年，他取得化學碩士後，即轉往費城的賓大，繼續攻讀有機化學博士。
這五個人每聚在一起，就猛烈批評國民黨。兩、三個月後，盧主義認為與其坐而言，不如起而行，便提議成立倡導台獨理念的組織。但畢竟革命是殺頭的行業，大家的心頭都有許多顧忌，所以此話一提出，便引起不同的議論。
成立「台灣人的自由台灣」
當時，林榮勳與陳以德攻讀政治與國際關係，論起時政，自是侃侃而談。而盧主義自認也讀過不少有關台灣的論述，辯起論來，亦理直氣壯。主義說：「幸好每逢遇到僵局時，就有老大哥的楊東傑出面解圍。他常說：『主義講得有道理』，壯了我不少聲勢。」
在爭論中，他們也激盪出不少共識。盧主義喜歡投稿，那年十二月，他投書紐約時報，呼籲美國支持台灣人反對國民黨獨裁統治，以免日後台灣淪入共產黨手中。此文獲得刊登，大大鼓舞了眾人的士氣。盧主義這時再提出組織事宜，終獲其他人的相繼同意。
一九五六年正月初一，林榮勳、陳以德、盧主義、林錫湖和楊東傑五個人在費城共同成立「台灣人的自由台灣﹝三F﹞」，揭開北美洲台灣獨立運動的序幕。他們擬定兩項工作目標，一是編印通訊，並徵募同志；二是寄發有關台灣的文章給美國國會、媒體與大學圖書館，爭取美國友人的支持。
在徵募同志方面，盧主義吸收了明尼蘇達的盧建和與華府的郭漢清。盧建和則邀請他在台中一中的摯友楊基焜加入。楊基焜是台灣名人楊肇嘉的兒子，其時在北卡羅萊那州立大學教堂山﹝Chapel Hill﹞校區攻讀數學。在那提倡台獨具有生命危險的年代，這八個人可說是肝膽相照的生死之交。
一月間，他們在寄出首期「三F」通訊，正式宣告組織成立，並揭櫫其宗旨為反抗獨裁政權、建立民主獨立的國家。
此後兩年，「三F」一共發行十一期通訊。通常盧主義編輯，林榮勳、陳以德和主義三人撰稿。稿子寫好後，交給陳以德的女友瑪莘﹝Maxine﹞打字，然後大家一起用油印機一張張地影印，再合訂、寄發出去。但不久，盧主義與楊東傑相繼離去，發行的工作乃由林錫湖、錫湖的女友多麗絲﹝Dolores﹞、林榮勳、陳以德和瑪莘等人負責。他們常常工作到半夜，十分辛苦，但台獨的種子就在這麼困難中，逐漸散播出去。
這時，日本的獨運方興未艾。廖文毅博士在一九五六年二月二十八日率領「台灣民主獨立黨」的同志，在東京成立「台灣共和國臨時政府」。那年正月底，盧主義寫信給廖文毅，告以美國「三F」成立，希望與之合作。
不久，廖文毅回函，希望「三F」派兩名代表，以臨時政府名義，向聯合國祕書長哈馬紹﹝Dag Hammarskjold﹞陳情，建議台灣宜先由聯合國託管，日後再由島上公民投票，決定前途。
盧主義對廖文毅的這項要求，並未立刻進行，因為他當時正面臨著自己的去路問題。他自「三F」成立後，越來越感到醫學院的繁重功課與台獨運動難以兼顧，必須擇一而行。
那年夏天，他到蒙他那州﹝Montana﹞的國家公園打工，獨自在寂靜的山區裡反覆思考，終於決定放棄醫學，轉讀政治。他說：「我當時覺得倘若台灣的優秀人才都讀醫，萬一台灣真的獨立了，缺乏政經人才的台灣人將何以治國？」
也因此，盧主義過完暑假，沒有回到費城，反倒北上明州，在明尼阿波里斯﹝Minneapolis﹞市的明尼蘇達州立大學研習政治。
但顯然地，他的父親對他二度離開醫學院非常不諒解。在盛怒之下，斷絕其經濟來援。因此，改讀政治的盧主義必須在學校餐廳打工，並且為求早日畢業，每學期都修較多的課，日子過得如走馬燈。但在團團轉的生活中，他仍繼續編寫通訊，宣揚台獨的理念。
聯邦調查局的調查
一九五六年秋天，盧主義以翁彼得﹝Peter Ong﹞的假名，寫了一篇三千字的陳情書，代表「台灣共和國臨時政府」，向聯合國祕書長哈馬紹陳情。他並在信中要求與哈馬紹見面。
十一月二十四日，他收到聯合國律師的回函，答以「台灣共和國臨時政府」未被聯合國的任何會員國承認，哈馬紹祕書長不便接見其代表。
兩個月後的一九五七年一月三十一日，在聖保羅求學的盧建和突然行色匆匆地趕到明尼阿波里斯，找到盧主義後，劈頭即告以美國聯邦調查局（FBI）正向他調查有關「三F」的事情。隔日，兩人遂到明尼阿波里斯的調查局辦公大樓報到，逐一回答調查員華特遜﹝Watson﹞先生的各項問題。
時值恐共的五十年代，聯邦調查局對所有政治結社，皆予詳細調查。因此往後每隔兩、三星期，主義與建和必須向調查局報到。如此經過三、四個月的盤查，終於讓調查員相信「三F」是一個標榜民主的反共組織，因而不予起訴。但在程序上，「三F」的資料仍需送到司法部報備。
無可否認地，聯邦調查局的調查對所有「三F」的成員是一大衝擊。大家對「三F」的未來，議論紛紛。那年十二月，盧主義獲得明尼蘇達州立大學政治學士，離他當年出國，已整整過了六年。事情的發展與原先的計劃顯然大有差異，但他不後悔，也無暇後悔，只顧忙不迭地向目標前進。
他這時已申請到普林斯頓大學威爾遜國際事務學院註四的全額獎學金，準備隔年九月到紐澤西的普林斯頓就讀。因為離開學還有一段時間，他準備要到紐約打工。赴紐約之前，他先回費城，與睽違一年半的同志們見面、開會。
一九五七年年底，「三F」的八個成員在會議中，對組織的未來進行討論。有人主張停止台獨運動，有人建議將「三F」改為學術社團，盧主義則力主繼續獨運。他說，「三F」如今已被美國政府認定是一個民主建國的組織，往後當有更廣闊的發展空間。
結果經過表決，多數人贊成繼續推展獨運，但組織需要變更名稱。因此他們在一九五八年正月一日，將「台灣人的自由台灣」更名為「台灣獨立聯盟﹝ UFI 註五﹞」，正式向外高擎台灣獨立的大旗。
發表《中國死巷》
「台灣獨立聯盟」成立當日，盧主義被推選為主席。自這日至一九六○年十月，是他一生中最豐富的時期，也是他後來最常提起的一段歲月。
二月間，他接到美國司法部的公文，指「三F」未經註冊，即代表台灣共和國臨時政府向聯合國陳情，明顯抵觸外國團體代理人必須登記的法律規定。盧主義於是循序補辦登記手續，結束這件長達年餘的調查案件。
一九五八年四月，台獨聯盟發行第一期「美麗島﹝Ilha Formosa﹞」通訊。主義在發刊詞中，呼籲台灣人要把握關鍵時刻，贏得自決權利，成為自己命運的主宰，立論鏗鏘有力。
兩星期後，一件更令人興奮的事情發生。盧主義以李天福﹝Li Thian-hok﹞的筆名，撰寫一篇主張台灣獨立的《中國死巷》註六的文章，在深孚眾望的美國【外交季刊﹝Foreign Affairs﹞】刊登，引起各界的矚目。
盧主義解釋說，這篇文章之所以受到高度重視，主要原因有三：
其一，【外交季刊】為一各國元首、政要及重量級學者發表論文的刊物。四月份的作者計有美國國務卿艾奇森﹝Dean Acheson﹞、英國財政部長索尼克夫特﹝Peter Thorneycroft﹞、義大利外交部長范發尼﹝Amintore Fanfani﹞、印尼副總統哈塔﹝Mohammad Hatta ﹞和哈佛大學教授季辛吉﹝Henry Kissinger﹞等人，皆是全球一時之碩彥，。
其二，此文乃第一次台灣人在國際論壇上，吐露希望獨立的心聲。
其三，此文就法律、國際、歷史、政治與民族的觀點，闡釋台灣獨立的正當性，成為後來台獨論者一再引申的基本論點。
在這篇文章裡，盧主義首先就法律觀點指出，一九五一年的舊金山和約只記載日本放棄對台灣與澎湖的主權，並未明定台、澎的主權歸屬為何，因此台灣地位實際未定。
其次，他表示國際間新興的「兩個中國」說，勢必遭國、共雙方的反對。對國民黨政府來說，「兩個中國」將使蔣介石的反攻大陸變成可笑的神話。
至於歷史上，台灣島民一直不斷地與外來的政權抗爭，而蔣介石的政權正是一個不折不扣的藉軍隊與特務統治島民的的外來政權。在政治上，台灣已長期與中國分離，台灣人民基於對土地的認同與共同奮鬥的過程，實已建立一個不同於中國人的民族群體。這個族群惟有走出中國的死巷，才能找到出路。因此，台灣人有權建立一個獨立民主的國家。
盧主義又說，此文係根據他在明大的畢業論文改寫而成。依當時明大之規定，所有大學畢業生必須提交論文，才能畢業。一九五七年秋天，盧主義以探討台灣當時的政治、經濟、軍事與社會各方面狀況為主題，完成這篇論文，竟因此獲得明大畢業論文獎的第一名，使他非常興奮。
他於是懷著初生之犢不畏虎的心情，將這篇論文寄到美國的【外交季刊】。不久，他收到編輯的回函，指文章太長，若將之縮短至五千字，可望刊登。他因此改寫兩次，終於獲得採納。
「該文原定在一九五八年元月刊出。」主義接著說：「但後來編輯打電話給我說，有一篇蘇俄元首赫魯雪夫的『和平共存』臨時需要刊出，所以此文延至春季方登。結果這篇文章在四月發表後，據說蔣介石震怒異常，指定國府駐聯合國特使蔣廷黻為文反駁。但蔣廷黻的回文未被【外交季刊】所採納，只得自己影印千份，寄給聯合國的各國代表們。」
與此同時，獨盟同志們皆雀躍萬分，誠如盟員楊基焜所說：「在那無人敢提『台灣獨立』四個字的年代，一個藉藉無名的窮學生能在一言九鼎的【外交季刊】談論台灣獨立，多麼令人興奮！我們都為主義感到驕傲。」
與西方學者筆戰
自《中國死巷》一文在【外交季刊】刊登後，盧主義信心大增，往後勤磨筆劍。一九五八年九月，他進普林斯頓大學威爾遜國際事務學院研究所就讀。不久，他在另一政論雜誌【新共和﹝The New Republic﹞】連續讀到四篇有關台灣的文章，認為有必要回應。
這四篇論文分別由澳洲的大學教授林賽﹝Michael Lindsay﹞、英國前外交部長西利﹝Denis Healy﹞、哈佛大學的中國權威費正清﹝John Fairbank﹞以及澳洲評論員華納﹝Denis Warner﹞所撰，各自探討台灣的政治、經濟、社會與前途。其中，林賽教授在《台灣的前途》一文，肯定陳誠治台的治績與土地改革的成果。華納在《台灣獨立的展望》一文，指稱台灣人對國家前途無定見，不知道他們要什麼，日後將在「一個中國」政策下，繼續維持與中國分治的事實。
盧主義因此撰寫《台灣人知道要什麼》一文，於那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在【新共和】刊出，作為回應。他指出，在國民黨白色恐怖統治下，台灣人不敢明白表示自己的政治主張；一旦人民無生命與自由的威脅，相信絕大多數人會選擇建立一個民主獨立的國家。
他接著敏銳地批評國民黨的土地政策，說，一九四九年國府施行的「三七五減租」，表面上農民受惠，實則政府獲利。因為農民承租土地的租金，雖然由農作物總值的百分之五十降低至百分之三十五，但因政府壓抑糧價，強迫農民以稻米低價換取糧食局供應的高價肥料，農民實際得不償失。
至於一九五三年實施的「耕者有其田」，更是對地主的變相剝削。因為地主被迫只能保留三公頃的二等級水田，其餘農地必須售予政府，售價是主作物年產量的兩倍半，政府以七成的「米糧債券」和三成的國營企業股票作為支付。結果當地主以債券兌換米糧時，政府給的是非常劣質的米糧；所領取的國營企業股票價格一落千丈。所以地主深蒙土地改革之害，農民亦未受惠，只有政府是最大的贏家。
此文刊出後，國府駐華府全權公使朱撫松奉命為文反駁，【新共和】的編輯將之轉給盧主義。兩人的對答並於十二月二十二日的【新共和】刊出。結果四十年後，盧主義方發現，前總統李登輝在康乃爾大學的博士論文，於探討台灣土地改革方面，有不少論點與他當年的見解不謀而和。
就任獨盟主席近三年期間，盧主義除在主流刊物發表論點外，亦致力拓展組織。同時，獨盟亦寄發《訴求公義》註七的小冊子給美國國會議員及各大學的圖書館，爭取美國人對台獨的支持。此外，日本的王育德等人於一九六○年在東京發行【台灣青年】刊物，盧主義亦寫信與之聯繫，雙方互有往來。
喜遇海倫
一九五九年秋天，聽說有兩名護士自台灣抵達費城，林錫湖在家舉辦迎新餐會，盧主義專程自紐澤西的普林斯頓趕來。
五十年代，女留學生鳳毛麟角，倒有一些護士應聘出國就業，成了眾多男生追求的對象。那日，在喧嘩的餐會裡，生性害羞的盧主義靜靜站在一旁，凝視一位身材修長的年輕女性。後來，他向朋友打聽，才發現他所傾慕的對象並非原先慕名前來的護士，而是一位剛到賓大 唸社會學的台大外文系畢業生。小姐芳名翁進治，英文名字叫海倫﹝Helen﹞，同樣來自台南，父親也做生意。
主義不由一喜，心想這緣份來得可真巧，於是提起勇往直前的作風，殷勤追求，果然旗開得勝。四個月後，小姐書也不唸，心甘情願嫁他當家庭主婦。
時隔半世紀，在賓州蘭斯德爾鎮﹝Landsdale﹞，盧家典雅的客廳裡，海倫指著正面大牆一楨放大的照片，笑盈盈地說：「當年就是被他這個樣子迷住的。」
照片裡的青年頭髮濃密，五官俊美，沉思凝視的神情令人想起「少年維特的煩惱」。難道這是主義？
「是啊，他年輕時就是這個樣子。」海倫含笑答。
她接著說：「我大學畢業，嚮往外面的世界，對父親說，我要到美國唸書。父親只問了一句：『需要多少錢？』我說了一個數字，他真的給了我那麼多錢。臨出國前，母親問道：『女孩子唸那麼多書，回來找不到對象，怎麼辦？』我順口答：『那就不回來了！』沒想到一語成籤，後來真的很多年回不了故鄉。有時想想，實在愧對父母。那年頭，黑市換美金，還是五十塊台幣換一塊美金呢！」
她又說：「我父親在台南開一家製麵工廠，家裡一直僱用許多人。我在家時，幾乎不曾下過廚。婚後，家事一竅不通。煮飯作菜，還是主義和其他留學生太太教我的。剛結婚時，也沒有金錢的概念，等真正捉襟見肘了，才學著一分一角地算著用。」
主義婚後大抵稱心如意。那年五月，他獲得普林斯頓大學的公共事務學碩士，攜海倫回費城老巢，準備進賓大攻讀政治博士學位。他一方面在餐館打工，另方面將全副心神放在獨立運動上。
其時，台灣留美的學生日益增多，分別在紐約、洛杉磯和芝加哥三地成立美東、美西和中西部台灣同鄉會﹝Formosan Club﹞。一些同鄉會的熱心人士亦往往是台獨聯盟的盟員。隨後隨著組織顯著成長，獨盟主席的選舉亦趨白熱化。
揮淚告別獨立運動
一九六○年是盧主義生命的分水嶺。他從年初的喜獲愛侶，年中的榮獲名校碩士學位，到年底的一場跌得遍體鱗傷的選舉，箇中感受，非他人所能揣測。
那年十一月的獨盟主席改選，對盧主義來說，是一次傷痕纍纍的選舉。時隔四十多年，縱使往事如煙，創疤已生厚繭，但盧主義提起這段過去，仍然小心地挑選簡短的字句，盡量輕淡地將這事帶過。
他說，當時他競選連任，林錫湖與之角逐。選舉結果，兩人皆告落選，由原非候選人的陳以德擔任主席。其間過程的錯綜複雜，非外人所能理解，亦非當事者的他所能接受。
他又說：「同一日，繼獨盟主席選舉之後，接著推選首屆全美同鄉會會長候選人。結果明明是芝加哥的代表獲較多票，但與之競爭的紐約代表卻不願接受事實，計劃中的全美會會長選舉遂告流產。兩項選舉，讓我對台灣人的民主素養非常失望，更因為看到人性的黑暗面，而感到極度受創。」
選舉過後，盧主義繼續留在獨盟，但心情時浮時沉。他發覺現實與理想之間存著一道鴻溝，他嘗試跨越，卻自身難以掌控。如此持續到一九六一年春，他在一次與林錫湖、陳以德一起到紐約處理選舉善後事宜後，決定退出獨運。
他說：「這段期間，我不斷地分析自己，懷疑自己是否能在台灣人的政治生態中生存。我最感難以釋懷的是大家都冒著生命危險，從事理想的工作，如果彼此之間失去了信任，怎能保證日後不被出賣？」
停了好一會兒，他眼簾低垂，緩緩地說：「而且那時，我太太懷了第二個孩子，不幸流產。我對她有很深的愧疚。我們婚後不到一年，她就生了第一個兒子。我的心神全都放在獨立運動上，很少照顧她。我沒有固定的工作，僅靠打工維生。
每天又得和許多人聯絡，每個月的長途電話費貴得嚇人。當時，我們住在租來的破舊小樓裡，沒有車，買東西都得用手提。東西提上提下，竟然提壞了她的身子和肚裡的孩子。我心痛如絞，心想，這該是我照顧家庭的時候了。」
於是，他自台灣人的運動中悄悄消失，直到人們幾乎忘記他的存在。
隱居賓州小鎮
盧主義離開台灣獨立聯盟後不久，即在費城的賓州信託﹝Penn Mutual﹞找到工作。由於他過去在紐約打工時，曾在保險公司做事，知道精算師是一門很受人敬重的行業。因此，他從入門精算員做起，過起上、下班的生活。
「精算學是一門應用數學。」主義解釋說：「一個精算師必須熟讀相關法規，研判各種狀況，再予以精確的計算。譬如要計算養老年金的給付，必須先熟悉政府的法令、公司的退休制度、員工的薪水、支薪的週期與服務的期限等等，然後計算多少年後，每個週期，公司應給付多少等等。在美國，要取得精算師的資格，必須修滿三十幾門學科，通過十級的考試。通常在職的人一年能考過一級，十年考過十級，便算十分順利。」
到賓州信託工作後，盧主義刻意迴避舊識，搬到一個幾乎沒有台灣人的小鎮，每天搭火車上、下班，規律地在人生的另一個軌道上衝刺。
他說：「辦公室的行政工作很多，每天加班，往往回到家，都已燈火通明。週末得整理庭園。有數年，我們住在一片四英畝的房地，四周全是樹林，我每個週末都在砍樹、鋸樹。」
一有空，他就準備考試，在邁往精算師的階梯上，一層層地向上爬。十二年後，他如願成為精算師，也贏得幾個大客戶的信任。又過了數年，他離開賓州信託，換到咨詢公司服務。然後在一九七八年，他成立自己的精算咨詢公司，鎮日埋首於數字與法規間。
海倫後來又生了一個兒子。她在老二上幼稚園後，回學校修習電腦，爾後成為一個優秀的電腦軟體資訊人。兩人隱居賓州小鎮數十年，共同營建出一個安穩且不虞匱乏的家庭。
後浪推前浪
盧主義退出獨運後不久，賓大又來了一個熱心的留學生。唸經濟的羅福全開朗又熱情，太太毛清芬很會照顧其他的學生。他們夫婦倆加上一個古道熱腸的王博文，很快又將費城的台灣人活動帶起來。長江後浪推前浪，前面的人消沉，後來的人繼起，台灣人運動還是不停地向前滾動。
昔日的「費城八傑」這時已紛紛各奔前程。楊東傑醫師於一九五六年回台灣，礙於情勢，缺乏聯繫。林榮勳在一九六○年到紐約州立大學紐堡茲﹝New Paltz﹞校區執教，此後鮮少出現在台灣人圈裡。林錫湖一直住在費城附近，但自一九六一年後，亦淡出獨運。盧建和與郭漢清先後搬到加州，楊基焜自北卡畢業後，前往華府發展。他們三人後來皆在台獨聯盟改組時，離開獨盟。倒是盧建和的兩個妹婿，一個在日本執教的許世楷，一個在耶魯大學執教的陳隆志，後來都成為相當著名的台獨學者。
八個人中，只有擔任獨盟主席的陳以德繼續擎著台獨大旗，和稍後加入的同志們勇往前進。一九六一年二月二十八日，陳以德在紐約召開記者會，正式對外公佈台獨聯盟的組織與活動。同年八月，台灣省主席陳誠訪問紐約，陳以德發動示威，形成北美洲第一次台灣人公開抗議活動。
隨著台獨思想的播散，美國各大校園裡越來越多的留學生開始關心台灣的前途，並且支持獨立運動。一九六五年十月，威斯康辛大學「台灣問題研究會」負責人周烒明醫師與陳以德共同具名，邀請全美獨運人士在威斯康辛大學召開「麥迪遜﹝Madison﹞會議」，成為北美獨派人士整合的先驅。
一九六六年六月，台灣獨立聯盟﹝UFI﹞與在美國的其他獨派人士及社團聯合，共同在費城成立「全美台灣獨立聯盟﹝ UFAI 註八﹞」，由陳以德出任第一屆執委會主席，周烒明擔任中央委員會委員長。
這年，陳以德搬到俄亥俄州，執教於保林格令﹝Bowling Green ﹞學院，此後亦淡出獨立運動。一九六七年，獨盟改選，由王人紀出任主席，張燦鍙為副主席。「費城八傑」逐漸成為歷史，留給後人一個神秘的印象。
一九六八年，全美獨盟通過決議，將總部由費城遷往紐約。一九七○年元月一日，全球獨派人士在紐約聯合成立「世界台灣獨立聯盟（WUFI註九）。此後，紐約成為往後二十年台灣人風雲際會之所在，三F、UFI 、UFAI等與費城相結連的台獨運動，則停留在上一輩人的腦海裡。
潮來汐去，二、三十年歲月匆匆而過。滄海變桑田，台灣亦由專制變民主。九十年代，黑名單解除，海外獨運人士相繼回台，在島內另拓據點，而此時的盧主義，卻仍半隱居在賓州的蘭斯德爾小鎮。
李天福再現
盧主義總算在一九九三年踏出自我築起堡壘的第一步。他與費城同鄉共組「墾丁俱樂部」，每週六向鎮上的童軍俱樂部租借場地，開放給同鄉打球、或交誼使用。當時經常負責開門關門的，除他之外，還有張子卿與廖進興等義工。
俱樂部成立之初，門可羅雀。逐漸地，使用人增多。後來每逢外賓來訪或其他節慶，同鄉便利用這地方進行活動，逐漸形成大費城區台灣人的週末活動中心。如此持續四載，方因場地續租困難，才告結束。
一九九四年，費城同鄉在鄭義勇牧師發起下，成立「台灣人公共事務會﹝FAPA﹞」賓州分會，盧主義與海倫皆為創會的會員。由於FAPA主要任務在遊說美國國會議員支持台灣，對盧主義而言，是竟年輕時未完成之使命，因此做來頗為嫻熟。一九九六年，他在創會會長王博文卸任後，接下兩年一任的第二屆會長。
主義深思勤讀，英文造詣又頗精湛，因此能與華府遠東方面的專家學者們暢談無礙，進而建立情誼。他擔任FAPA賓州分會長兩年期間，表現優異，有目共睹。因此他甫卸下分會長職務後，即當選FAPA總會中央委員。同時，脫離了三十六年的台獨聯盟亦請他歸隊，擔任外交工作。這時，他沉藏多年的台灣熱情已告復燃，乃自精算師的行業逐步退休，重續外交與論述的昔日生涯。
一九九八年二月二十八日，紐約台灣同鄉會會長李正三假紐約台灣會館舉辦盛大的二二八紀念會。他除了邀請二二八受難家屬阮美姝演講外，並將遁隱多年的三F老將陳以德、盧主義和已故林榮勳的遺孀童靜梓請了出來，讓他們在會中親揭三F的神祕面紗，將三十多年前的往事公諸於世。
隔年，盧主義擔任美東台灣人夏令會總召集人，亦安排一場「費城四傑談海外台獨運動」，由盧主義、陳以德和林錫湖現身說法，暢談三F的始末。四十年疏於聯繫的老戰友乍然重逢，眼見昔日紅顏，今日華髮，都不勝感傷。但他們皆為當年為人前鋒、倡導台獨理念，感到自豪；也為今日台獨意識四海披靡，深覺欣慰。
回復往日的熱忱，盧主義再度以李天福的筆名，在【台北時報】等英文報刊，陸續發表有關台灣的論述。當李天福的名字再度出現時，即有鄉親訝異道：「這個李天福還活著嗎？我當他早就作古了！」
為台灣拼外交
蟄伏三十多載的李天福確實再度復活。重為李天福的盧主義依舊認真執著，但多了份內殮，也帶了點憂沉。
他說，面對中國不斷地擴充武力，台海兩岸的交流急遽增加，以及美國務實主義者的抬頭，都使他對台灣的前途憂心忡忡。
「即使在華府遊說，也感受到中國的沉重壓力。」盧主義又說：「中國聘請了四十名專業人員，專門在華府從事打壓台灣的工作。他們不僅學會台灣的遊說模式，而且比台灣有錢，更捨得花錢。我們除了加緊打拼外，別無他途。」
所以，老驥當壯的盧主義繼續向前奔馳。他用心研讀有關台灣的文章，隨時撰文回應。他也注意美國國會有關台灣議案的提出與表決，勤於拜會議員與助理們。他更參加華府各智庫與大學所舉辦的有關台海兩岸的研討會，並與專家學者們交換意見。
他的認真與專業亦贏得不少美國學者如林蔚﹝Arthur Waldron﹞、金德芳﹝June Dreyer﹞等人的敬重，因此在二○○四年被甫成立的美國智庫「國際評估與戰略中心註九」聘為「亞洲安全及民主企劃」研究員，堪稱殊榮。
為了參與這些活動與會議，主義與海倫往往天未破曉，即開車到蘭斯德爾小鎮火車站，搭乘清晨五點出發的第一班火車到費城。然後自費城搭火車到華府，轉搭地鐵到會議地點。一趟行程，至少四小時。待完成一天的工作，回到家時，已是半夜。
「有時要參加早上八點鐘的會議，得前一晚到華府過夜。」主義說：「從前陳美津與韋傑里﹝Gerrit van der Wees﹞住華府時，我和海倫常去打擾。他們搬回荷蘭後，我們曾借宿過一、兩位朋友家，後來就盡量採取當天往返的方式。」
坐在急馳的火車裡，三F 的往事已遠去，UFI的傷痛已消失，刻板的精算師生活亦成過去，如今盧主義所日夜思慮的就是台灣的前途。說來，這台灣獨立的理念曾使他多走了許多曲折的人生路，卻也照亮了他生命的精華處。
「我一生最大的驕傲，是敲響北美洲台灣獨立運動的鐘聲。最大的願望當然是看到台灣能夠成為一個獨立、民主與進步的國家。」主義說。而側過頭，海倫始終安靜地在他身傍，那是他?心最大的安慰。
註一：「台灣人的自由台灣 」英文全名為Formosans’ Free Formosa ，簡稱三F。
註二：《國民黨統治下的台灣》英文全名為 Formosa Under Chinese Nationalist Rule。
註三：賓夕尼亞大學英文全名為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通稱 U. Penn. 或賓大。
註四：威爾遜國際事務學院英文全名為Woodrow Wilson School of Public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
註五：台灣獨立聯盟英文全名為United Formosans for Independence，簡稱UFI 。
註六：《中國死巷》英文全名為 The China Impasse，A Formosan View。
註七：《訴求公義》英文全名為Appeal for Justice。
註八：全美台灣獨立聯盟英文全名為Unite Formosans in America for Independence ，簡稱UFAI 。
註九：世界台灣獨立聯盟英文全名為World United Formosans for Independence，簡稱 WUF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