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遠薰部落格 http://tw.myblog.yahoo.com/overseas-tw
1. 山雨欲來
1961年夏天，就讀日本早稻田大學政經研究所的羅福全利用暑假回台探親 。
他的老家在嘉義市，養父是嘉義聞人暨嘉義客運創辦人羅章程，生父與養父是親兄弟，生母與養母是年少結拜的姐妹。由於養母無出，福全與長他兩歲的姐姐自小便過繼給養父母，備受寵愛。養母在養父去逝後，即帶著五歲的他與姐姐到日本定居，直到1946年才返台。其時十一歲的福全講日本話比講台灣話還流利。
回台灣後，福全唸書過程十分順利。他先後畢業於嘉義中學初中、台南一中高中與台大經濟系。求學時期，也一直都有一些要好的朋友。人生於他，彷如其名，福福全全。
返抵嘉義的次日，他遇到中學以來的好友蔡順利。蔡順利一見到他，劈口就說：
「你怎麼回來了？」
「放暑假，回來探親啊！」
「難道你不知道劉家順被捕？」
「不是放了？」
「誰說？他被判了八年刑，現在牢裡。」蔡順利壓低嗓門說：「他在獄中寫悔過書，供出關子嶺集會的一切，弄得大家心情惶惶，黃崑虎都躲到山裡去了。」
羅福全的心直往下沉。
蔡順利接著道：「聽我說，在台灣期間，不要拜會任何人。還有，萬一被捕，無論如何都要否認到底。」
「好。」羅福全接受好友的忠告，此後深居簡出。
數日後，住在台北的毛清芬隨媽媽到嘉義羅家作客。她的母親與福全的生母、養母皆是閨中好友，婚後隨先生毛昭江住過東京與北京，然後於1946年帶著孩子們自北京回到台灣，定居台北。福全大四時，即借住在毛家。
那年，秀麗的清芬剛自台大歷史系畢業，正隨一位加拿大的記者作田野採訪的工作。她單純地以為陪媽媽南下，只是一趟休閒的旅行，孰料到了嘉義，發現兩家的媽媽們正認真撮合她與福全的親事，方知事態嚴重。
雖然當時她並無特別要好的男朋友，但她與福全從沒有約會過，剎談婚姻，未免冒然，何況她剛踏出大學校門，不想就此走進廚房。但從另方面看，福全長得高大英挺，其實也是個不錯的對象。她為此舉棋不定，深為苦惱。
福全也有他的心事。他對這樁親事並無異議，反倒希望越早訂婚越好。因為一旦訂了婚，他就要回日本。他對留在台灣缺乏安全感。
1960年出國前發生的兩件事，一是投稿《自由中國》，二是參加關子嶺集會，讓他覺得隨時都有被逮捕之可能。
他在左營服預官役時，即常與朋友暗中傳閱雷震的《自由中國》月刊。退役那年，值蔣介石欲三度連任總統，天天發動御用學者政客在報章大幅刊載「擁戴蔣公連任」的諂文。他讀了不爽，乃寫了一篇文章，謂蔣總統若三連任，係違反中華民國憲法明訂總統僅能連任一次的章程，然後署名「南山廬外客」，投稿《自由中國》。
在白色恐怕的年代，挑戰獨裁者的後果堪虞。羅福全心裡害怕，不敢在嘉義投郵，特地搭車到高雄寄出。結果，這篇文章被《自由中國》以讀者來函的方式刊出。
年輕時的他滿懷理想，退役後一心想辦學校，希望百年樹人。他為此與一位朋友在嘉義市郊合買一塊地，到教育部登記，申請創辦「南山中學」，結果創校之事遭到嘉義縣政府刁難。他不願意送紅包，因此拿不到執照，最後乃興起赴日留學的念頭。
就在出國前的一個月，他應台大同學蔡同榮之邀，到關子嶺參加一項老同學的聚會，卻被疑有叛亂之嫌。
福全說：「那是1960年6月19日的一個颱風天，我穿著雨衣拿著手電筒爬坡上山。到了靜樂旅社，方知整棟旅社都被我們包了下來，一共來了四十三人，全是嘉義中學或台南一中校友、並且是台大同期的同學。發起人蔡同榮說，大家求學時志同道合，當結盟如兄弟，畢業後繼續保持聯絡，互相支援。與會的人也都覺得沒有什麼不妥。」
自關子嶺下來後，不少人準備出國。羅福全在8月3日前往日本，蔡同榮在9月18日赴美，然而預定與蔡同榮同一班機赴美留學的劉家順卻在機場被攔了下來。他的下落就如這次蔡順利告知的，被判了八年刑。這也是他這次回來後，一直都有一股難以言之的惶恐。
數個星期後，毛清芬答應了婚事，雙方家長開始張羅細節。訂婚前，羅福全單獨搭火車北上，準備隔日到女方家下聘。
他上了列車，找到預訂的車位坐下後，即看到一個如便衣特務的人走了過來，一言不發地在他身旁坐下。
北上的火車一路前後晃動地急駛，他的心亦跟著忐忑難安。到了台北，幸好無事。然後，他在與清芬訂婚後的數日，即搭機回日。
當飛機起飛後，他凝視越來越模糊的島嶼，心中自語道：「再見，台灣！」感覺這是一個山雨欲來風滿樓的年代。
此後三十一年，他都無法再回台灣。
2.費城的第一步
六十年代是日本學運的全盛時期。羅福全自政治高壓言論封鎖的台灣到了日本，目睹學生在街頭、校園公然與警察、校方對抗，頓覺眼界大開，也從而更加嚮往西方的民主政治。
1960年，就讀東京大學的黃昭堂、許世楷等一批留日學生成立「台灣青年社」，以後定期發行《台灣青年》雜誌，倡導台灣獨立的理念。初抵日本的福全讀到如此前進言論，內心激盪不已，以後即經常思索台灣的問題。
後來，他陸續認識黃昭堂、許世楷等人，但對加入「台灣青年社」則持保留的態度。
那時的他專注於學業，除了在早稻田大學研習外，他同時是東京大學的特別研究生。因為他的台大恩師張漢裕教授曾告訴他：「若要留日，就該進東京大學。」張老師本身即是東大經濟研究所畢業的。
羅福全在東大進修時，曾請教經濟學教授大石泰彥：「今後十年的世界經濟學發展走向何在？」
「兩個領域。」大石教授回答：「一在計量經濟學，另一是新興的區域科學 (Regional Science)。」
他接著發現計量經濟學的諾貝爾獎得主克萊恩(Lawrence Klien)博士與區域科學的創始人艾塞爾德(Walter Isard)博士皆執教於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簡稱賓大)，遂決定赴美攻讀博士學位，乃申請進賓大就讀研究所。
1962年六月，福全與在稍早抵日的清芬在東京結婚。1963年八月，獲得早稻田碩士學位的福全赴美留學，清芬則晚四個月抵達費城。
用功的福全到賓大註冊後，天天跑圖書館。不多久，他便在圖書館巧遇同樣來自台灣的蘇金春，彼此都十分欣喜。九月，兩人相偕參加費城台灣同鄉會的中秋節聚餐。
他們在同鄉會裡，遇到賓大學長陳以德。正在攻讀國際關係博士學位的陳以德獲悉福全從東京來，便問他可否聽過「台灣青年」？福全答以認識他們中的幾個人。陳以德便接著問起一些日本的情形。此後，以德若有空，便去找他倆開講。
陳以德長羅福全五歲，來自一個不虞匱乏的家庭，童年在日本度過，回台後就讀台南一中與台大。他曾抗拒家人要他從醫的壓力，選擇就讀法律。這些過程與福全有不少類似，而且個性也帶著理想的色彩，兩人遂十分談得來。
清芬在十二月抵達費城後，福全成了賓大少數有家眷的台灣留學生之一。有個善於打理的妻子在身邊，好客的他便常招呼單身的留學生在週末到家裡吃飯。由於兩人長相斯文，又待人和氣，人緣甚佳，所以隔(1964)年，羅福全便被眾人推選為大費城地區台灣同鄉會會長。
當上會長不多日，陳以德便偕郭漢清等幾個人來遊說羅福全、蘇金春與陳東璧等三位新生去參加華府228抗議示威活動。
去或不去？這在當時是一個非常困難的決定。
原來費城是美國台灣獨立運動的發源地。早在1956年，林榮勳、陳以德、盧主義、林錫湖和楊東傑等五位青年在費城創立「台灣人的自由台灣 (Formosans’ Free Fomorsa，簡稱3F」，成為第一個在美國揭櫫台灣獨立理念的組織。
至1963年時，該組織已易名為「台灣獨立聯盟(United Formosans for Independents ，簡稱UFI)」。當初創盟的幾個人因不同緣故先後離去，唯獨陳以德繼續領導後來的人前進。
陳以德為了獨盟，遲遲未拿博士學位，亦因發行獨盟刊物，背負不少債務。福全十分同情他的處境，心中也支持台獨理念，然而若去參加遊行，他將被列入黑名單，此後歸不得台灣。為此，他深深猶豫著。
左思右想好幾日，他終於對清芬說：「我決定和陳以德到華府，參加228示威。」
清芬冷靜地回答：「我和你一道去。」
決定同行的新手還有蘇金春、陳東璧及鄭自才。在扁政府時代出使加拿大的陳東璧當時因為領李氏獎學金出國，不方便露面，於是向清芬借了一個枕頭套，挖兩個眼洞，遊行時罩在頭上，結果他反倒因看來像3K黨人，格外引人注目。
他們在前一晚聚集華府楊基焜家，第二天一早，一行人整隊出發。
出發前，陳以德指著獨盟的旗幟對羅福全說：「福全，我若被攻擊倒下，你要舉旗繼續前進！」
福全與清芬聽了，頓如電流穿身般，啞口無言。
接著，陳以德要羅福全發誓道：「絕不讓台獨的旗幟倒下！」
福全沒有猶豫，立刻跟著宣誓。
那次遊行的氣氛十分熱烈，三十幾個參加者都心頭熾熱。遊行後回到家，福全與清芬對望，彼此都明白：他們已踏出第一步，從此步上從事獨運的不歸路。
3. 整合全美獨運
往後在費城的日子，福全忙於課業，也熱心舉辦台灣同鄉會的活動。清芬在一家美國公司上班，做電腦打卡的工作。他們持續在週末、假日邀請其他台灣學生到家裡吃飯。曾經常在羅家進出的陳隆豐律師說：「清芬若買了一打螃蟹，一定一個個地打電話，請大家一起享用。她就是這麼一個體貼周到的人。」
台灣留美學生自1965年起大量增加。其時在美國各地都有一些熱心的獨運份子，陸續發起一些活動。威斯康辛的周烒明醫師即於1965年春天在麥迪遜成立「台灣問題研究會(TISA)」，探討台灣的未來。
那年秋天，周醫師更在麥迪遜召開結盟會議，邀請全美各大學校區與日本、加拿大的代表與會。
台灣獨立聯盟主席陳以德接到邀請後，立刻找羅福全一道去參加。惟福全正全力準備考博士資格考試，因此對以德說：「你去，只要你在會中答應的事，我一定盡力幫忙。」
陳以德到了威斯康辛，雖然遭到日本「台灣青年」代表金滿里等人的批評，仍慨然允諾隔年在費城召開聯合大會。因此，羅福全在通過博士資格考試後，即開始籌備結盟事宜。
在與威斯康辛的周烒明醫師接觸後，福全覺得周醫師與陳以德有不少神似。他們年齡相仿、在日本長大、擅長拉小提琴、也都滿懷理想，因此由衷希望兩人能攜手合作。他趁周醫師在1966年三月到費城參加醫學會議時，邀請周、陳兩人到他家會談，並提出他的構想。
羅福全說，他希望全美獨運結盟後，由陳以德擔任主席，執行聯盟事務，並由周烒明擔任中央委員長，如同議長，負責監察。這項構想當下獲得共識。
接下來，福全積極聯絡全美各大校區的代表。他比別人有較多的人脈，因為他與南加州的蔡同榮、休士頓的張燦鍙、奧克拉荷馬的陳榮成及日本的侯榮邦都是關子嶺結盟的兄弟，與陳唐山、陳隆志分別是嘉義中學及台南一中的同班同學。此外，在費城地區，除陳以德外，還有蘇金春、王博文、周祖堯和邱坤勝等多位同志，大家共事都頗有默契。
當時因為羅家客人多，不方便做獨盟的事務。正好有個行事低調又認真負責的王博文單獨住在費城北郊，福全便在每週固定的晚上到博文住處，兩人一起做著文書、整理與電話聯絡等行政事務。
「因此，」清芬笑著說：「我們的老大在1966年出生時，福全根本不在家。」
無論如何，經過許多協調與聯絡，全美九大校區的代表終於在1966年6月18日聚集費城，共同決議在美國獨立日(7月4日)成立「全美台灣獨立聯盟(United Formosans in America for Independence，簡稱UFAI)」。會中，大家推選陳以德為主席，周烒明為中央委員長，並通過四大工作目標：1)總部由費城遷至紐約，2)在紐約時報刊登巨幅台灣人自決的廣告，3)到美國各大校園宣揚台獨理念，及4)將英文的FormosaGram改為中文的《台灣通訊》。
進入UFAI階段後，羅福全首先著手發行中文的《台灣通訊》。他以「田浩生」為筆名，陸續寫了不少宣揚理念的文章，同志蘇金春與周祖堯亦貢獻良多。這份刊物發行的對象是日益增多的台灣留學生。
接著，他與周烒明醫師合力進行在紐約時報刊登廣告的事宜。他找出彭明敏、謝聰敏與魏廷朝三人在1964年發表的《台灣獨立宣言》，請陳以德翻譯成英文，再予剪裁、製版，再加上「Formosa for Formosans」的標題，在1966年11月20日的《紐約時報》以半版的篇幅刊出，轟動一時。
「在紐約時報刊登半版的廣告費是四千三百美金，那時都足以買一棟房子。」羅福全說：「當時，美國的台獨聯盟負責兩千美金， 日本的『台灣共和國臨時政府』與『台灣青年』各負責一千，歐洲與加拿大量力而為。美國方面，係根據各地區的同鄉會人數，以一人一元的方式籌募，所以那則廣告可說集全球各地台灣人的力量刊登，意義非凡。」
在廣告登出的同時，張燦鍙等人展開「六千哩自由長征」，造訪全美三十幾個大學校區，羅福全加入了部分的行程。他們一路宣揚理念外，也蒐集各地同鄉名冊，並吸收盟員。
聖誕節將至前，他們影印了四千份的中文《台灣獨立宣言》，委託各地盟員以寄聖誕卡的夾帶方式寄回台灣，開啟對島內的宣傳。那年歲末，他們回顧1966年，覺得這真是充滿歷史性的一年。(待續)
4. 匹茲堡的歲月
1967年，獨盟總部遷至紐約，也鼓勵盟員畢業後前往紐約就職。然而，獨盟主席陳以德卻在俄亥俄州的Bowling Green 學院獲得助理教授職務，準備離去。
羅福全說：「我由衷為陳以德高興。他為了台獨運動，擔誤自己的學位多年，日子過得十分辛苦，如今該是發展他自己專業的時候。」
陳以德離去前，將獨盟主席專用信箱的鑰匙交給羅福全。
福全在1968年夏天獲賓大區域科學博士學位，同時順利地進紐約的Consad諮商公司服務。但他在紐約工作僅數個月，便被公司調往匹茲堡，因此與清芬在1968年十一月帶搬到賓州
匹茲堡是美國著名的鋼鐵中心暨工業大城，城裡的卡內基梅隆(Carnegie Mellon) 大學與匹茲堡大學皆以理工科強著稱，每年都吸引不少優秀的台灣學子前來就醫或留學。福全一家抵達匹茲堡後兩星期，即在百貨公司遇到同樣剛至匹城的柯耀宗夫婦。接著，他的台南一中老同學黃東昇夫婦也搬到匹茲堡來。就這麼一戶接一戶地，親和力強的福全與清芬很快地在匹茲堡形成一個親密的台灣人圈子。
隔(1969)年，羅福全、黃東昇、柯耀宗、柯炯輝等幾戶年輕的家庭便共同創立匹茲堡台灣同鄉會。他們熱心照顧匹城的留學生。每逢星期五下午，大家一起打壘球。賽完球後，大夥人一起聚餐、開講，其樂融融。後來擔任獨盟主席的蔡正隆與台灣人公共事務會長的吳明基等人都在那時先後加入獨盟。
「那些年，」清芬說：「印象最深的是台灣少棒小將到賓州的威廉波特參加比賽，我們都去加油，高舉『台灣隊』的牌子，結果遭到國民黨僱來的打手襲擊，造成好幾個人掛彩。」
七十年代留學生的婚禮：1971年，蔡正隆與葉明霞結婚，匹茲堡同鄉會的人都前往參加。
蔡正隆與葉明霞結婚典禮後，朋友們在羅家協助準備筵席。
與此同時，紐約的獨盟正面臨關鍵的時刻。
1969年七月，UFAI二度改選，蔡同榮擔任主席，張燦鍙為第一副主席，陳隆志為第二副主席。美國台獨運動的主力移轉至這群於1935年出生、時年三十餘歲、畢業於台大、台南一中或嘉義中學的台灣青年身上。
1970年正月一日，「世界台灣獨立聯盟(World United Formosans for Independence，簡稱WUFI)」成立，總本部設在美國，蔡同榮為主席，張燦鍙為副主席。四個月後的1970年4月24日，時為獨盟執行秘書的鄭自才與其妻舅黃文雄在紐約布拉薩旅館前試圖行刺當時在美國訪問的蔣經國未果被捕，頓時海內外譁然。
當時為籌措二十萬美元的保釋金， 募款活動如火如荼地展開。其時在美國的台灣人大多數是經濟薄弱的留學生，少數是剛就業的青年，然而小額捐款仍如雪片般地寄至獨盟總部，有人甚至抵押自己的房子，海外的獨運一時發展至空前的高潮。
但是保釋後的黃、鄭兩人竟失去行蹤。不少人對台灣人運動失望，也有許多人指責獨盟處理不當，一時充滿混亂。
羅福全獲悉黃、鄭兩人不告而別後，特地自匹茲堡趕到紐約。他說：「黃文雄是我與鄭自才一起吸收的盟員。我對這事件的始末，心裡充滿感傷與複雜的情緒。」
他曾與周烒明、蔡同榮三人在紐約市的公寓房子一間間地敲門，結果卻徒勞而回。
低迷的氣氛持續到1971年九月，逃至瑞典的彭明敏教授抵達美國，在紐約主持民眾大會，才又將士氣拉抬起來。
「那次與會的人逾千，盛況空前。」羅福全說：「我們在匹茲堡租了一部遊覽車，載了滿滿一車人，來回趕十八小時的路到紐約參加大會。雖然很疲倦，但每個人的心情都很亢奮。」
「我後來回想，無論從事獨運或個人的人生，有時真是山窮水盡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最重要的是在緊要關頭，要把持理想，繼續前進。」他說。
5. 服務聯合國
1973年某日，羅福全接到一通來自聯合國的電話。
對方說，聯合國區域開發中心(United Nations Centre for Regional Development ，簡稱UNCRD)正在尋求一位區域科學專家，他們讀了羅福全發表的論文後，咸認他是非常適當的人選，想請他去面談。
結果面談後不久，羅福全即接受聯合國的聘函，隨後舉家遷到區域開發中心的總部日本名古屋。
福全說，他選擇服務聯合國，係基於多重考量。其中，擁有一本通行各國的聯合國護照令他十分興奮，因為他自1964年即失去護照，成為無國籍的人。其次，居住日本，正可讓他回報母親養育之恩。因為思念他的母親住不慣美國的生活，而他被列入黑名單，無法回台灣。
事實上，任職聯合國，讓他得有許多機會發揮長才，也增廣見聞。他自1973年起，陸續擔任馬來西亞、菲律賓、泰國、韓國、伊朗、印尼與日本等國的政府顧問，不僅接觸到不同國家的民情與文化，也往往經歷該國的政治與社會變化。譬如，他在伊朗工作時，值伊朗國王巴勒維被罷黜；擔任韓國經濟顧問時，值光州事件發生。這些不尋常的經歷使他的人生閱歷更豐富。
他對亞太地區諸國的政治、經濟與城鄉情況皆作深入探討，陸續發表的論文與編纂的書籍，皆深受重視。他於1978年出版的《 成長策略與區域發展政策》一書，爾後為哈佛大學、麻省理工學院及歐洲許多大學所採用，從此奠下他在專業上的地位。
在居住名古屋的那些年，毛清芬選擇關懷台灣人權為其工作目標。
1979年十二月，美麗島事件發生，台灣黨外菁英悉數被捕，島內充滿肅殺的氣息。為恐異議人士被處以極刑，海外鄉親紛紛展開救援。毛清芬於是加入台灣人權會，與張丁蘭、盧千惠等從事關懷政治犯及其家屬的工作。
她說，最令她傷痛的記憶是她在1980年2月28日的上午十一時打電話給林義雄的母親。因為在這之前兩日是美麗島事件發生以後被捕人士的家屬第一次獲准探監的日子。
她打電話問林母：「探監的情況如何？」
林母無奈地回答：「人都被抓了，只好任他們處置了。」
她們又談了些話，沒想到電話掛後一個多小時，林家滅門血案發生，林義雄的母親與一對雙胞胎女兒皆慘死刀下。毛清芬成了最後與林母親講話的人，每念及此，她便感到無限傷心與難過。
6. 發行台灣公論報
1980年秋，為了讓兩個兒子回美國唸書，羅福全轉任夏威夷大學「東西中心(East-West Center)」資深研究員暨兼任教授。
然而他到夏威夷大學就職僅數個月，即接到張燦鍙的電話，謂獨盟已募了一筆錢，正鑼鼓密集地籌備一份機關報，想請他為這份報紙命名，並擔任發行人。
羅福全先為報紙命名為Taiwan Tribune，最後定名為「台灣公論報」。他說，這份報紙尚未發刊，即已有將近兩千的預訂戶，可見海外鄉親何其渴望見到一份台灣人的報紙。他認為自己也當盡份心力，因此與夏威夷大學協議，將原先的三年合同改為一年約聘，然後在合約期滿後，即前往紐約的報社報到。
1981年七月，三十歲的卡內基梅隆大學數學教授陳文成返台探親、被警總約談後陳屍台大校園的案件在美國引起巨大的震撼，籌備至最後階段的台灣公論報因此提早在陳文成遇害四星期後的7月31日問世。
羅福全抵報社上班時，報紙已出刊好些期。毛清芬因在六月即帶著孩子定居紐澤西，所以自報紙創刊，即在報社幫忙。當時的台灣公論報設在長島工業區裡的一間倉庫，由於尚是白色恐怖的年代，社址都是秘密，而且除發行人等一、兩位亮真實姓名外，其餘七、八位工作人員如老李、小李、柯仔…等皆是化名。大家埋名隱姓默默地為共同的理念努力。
報紙每週出刊兩次。福全擔任主筆，在往後寫了近百篇的社論。清芬負責業務，日日辛勤地打電話拉訂戶及處理大小雜務。每逢各地舉辦台灣同鄉會或夏令會等聚會的場合，她便扛著報紙與看板，到會場擺攤位、推銷公論報，以致一些同鄉見了她，稱她是「賣報紙的羅太太」。
在慘澹經營報社的同時，他們也察覺在美國的台灣人情況已有不少改變。六、七十年代的留學生皆已學成業就，孩子們正在成長中。此外，從台灣到美國的移民亦急遽增加，經營汽車旅館等各種行業者比比皆是。顯然，一個新興的台美人(Taiwanese Americans) 社區正在形成。
一日，蔡同榮到羅福全家作客，論及今後該做些什麼時，羅福全建議道：「何不嘗試建立與美國主流社會溝通的管道？」
足智多謀的蔡同榮往這方向思考、進行，經過一番曲折的過程，一個學習猶太人遊說美國國會的「台灣人公共事務會(Formosan Association for Public Affairs，簡稱FAPA)」組織於1982年成立。
其後，羅福全常與蔡同榮等人一起去拜會較同情台灣人的美國國會議員如紐約的索拉茲議員、愛荷華的李奇議員…等。1983年，FAPA力促美國國會引進「台灣前途決議案」，美國參議院為此在11月9日舉辦公聽會。
羅福全應邀至參議院的公聽會作証，陳述台灣人民應有權利決定台灣前途的心聲。結果，參議院外交委員會通過第74號「台灣前途決議案」，明文記載「台灣前途必須經由免於強制、且為台灣居民所能接受的和平方式解決」，成為台灣人在美國國會遊說的第一次大勝利。
走過挺有成就的1983年，他們卻在接下來的1984年遭逢重重的困難。
首先，福全與清芬必須面對自家的柴米油鹽問題。福全自1981年底回美東後，除了在母校賓大與紐澤西的羅格斯州立大學各兼授一門課外，皆與清芬從事台灣人運動的義工工作。三年下來，積蓄用罄，兒子將唸大學，學費無著。雖有周烒明醫師夫婦表示願意贊助，然自幼生長在富裕環境的羅福全卻覺情難以堪。
他與清芬商量的結果，決定由他去找份有給職的工作，養家活口，清芬留在台灣公論報，繼續發行報紙。然而，屋漏偏逢連夜雨，更嚴峻的挑戰尚在後頭。
1984年十月，一位稍後與其妻分別擔任國民黨與親民黨僑選立委的僑民高資敏向美國法院提出控告，謂台灣公論報曾刊載兩篇文章，影射他為「四腳仔」，係人身毀謗，索償四百五十萬美金。
台灣公論報連聘請律師打官司的經費皆無，更遑談賠償美金四百五十萬！頓時報社與獨盟的人個個憂心忡忡，心情沉重。高資敏控訴的對象是台灣公論報登記的公司與發行人羅福全，因此福全往後縱使到國外工作，也必須回美國出庭時。
當大家一籌莫展之際，正是所謂天無絕人之路，他們竟遇到一位貴人。美國前司法部長雷姆西克拉克(Ramsey Clark)是一位非常優秀又有正義感的人權律師，居然願意免費為台灣公論報辯護！結果一場纏訟打下來，台灣公論報勝訴，得以繼續發行。
羅福全說：「我們為此永遠感激克拉克部長，也從而體會人權與正義是永恆的普世價值。」
7. 任職亞太開發中心與聯合國大學
學經歷俱佳的羅福全很快地獲得亞太開發中心 (Asia-Pacific Development Center，簡稱APDC) 國際貿易暨經濟合作研究部主任的職務，於1984年九月前往馬來西亞的吉隆坡就任。
不久，中國對外開放門戶。亞太開發中心派羅福全於1986年前往北京，召開「走向2000年亞太經濟展望」會議。那時，與他對談的中國代表是朱鎔基，會議的開幕人是中國領導人趙紫陽，其他各國的與會代表包括印度總理、泰國副首相…等，可見該次會議之受重視。
其後，羅福全又陸續主持亞太經濟協調會議(PECC)、亞太經濟展望會議(FAPE)等數個重大的國際會議，其優異的表現屢屢令人印象深刻。同時，他針對亞太諸國經濟、環境及城市等議題，陸續發表一系列相關的論文，深受國際經貿與地理學界的重視。他傑出的學術成就使聯合國大學在1990年延攬他擔任高等研究所的學術審議官。
毛清芬在羅福全任職亞太開發中心期間，與孩子們留在美國紐澤西，繼續奉獻台灣公論報。她每天開車越州到長島的工業區上班，任勞任怨地做著報社大小的事務。有很長的一段時期，她還體諒報社同仁吃不慣美式的食物，每晚在家多做些台灣菜，隔日帶到報社，與同仁們共享午餐。
八十年代後半期，美國台僑社區十分蓬勃，大批的台灣移民更不斷地湧至美國西岸，台獨聯盟於是決定在1987年將總部與機關報遷至南加州。搬到美西的公論報發行人易人，毛清芬因此卸下重擔，頓有完成階段性任務之感。她說：「回顧參與台灣公論報創刊的這六年，可說是我人生中最值得驕傲的歷程。」
1987年，台灣經過長達四十年的戒嚴，終於解嚴。此後，突破黑名單成為海外台灣人奮鬥的目標。「世台會」因此決定在1988年八月首次在台灣召開年會，公開挑戰國民黨的威權統治。
其時，台獨聯盟號召名列黑名單的同志闖關回台，結果斯文的毛清芬成為首批闖關的女將之一。她與張丁蘭、葉明霞、劉真真等人分別以不同的管道進入台灣，在台北舉行的世台會上現身，並登上宣傳車，接受沿途民眾的熱烈歡呼。「當時若被捕，就得坐牢。」清芬說：「我僅是為了理念而行動，並沒考慮那麼多的後果。」
1990年，羅福全任職在東京的聯合國大學，毛清芬回到日本，與福全團圓。
福全在專業領域更上一層樓。他陸續出版數本發行全球的專業書籍，其中在1996年出版的《亞太地區合併中的城市》一書，更為全美850所大學、全球1040所大學所採用。他同時兼任聯合國經濟與文化委員會委員、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世界文化報告」起草委員會委員，表現皆受肯定，也因此在1995年升任聯合國大學首席學術審議官，並在稍後兼任高等研究所副所長。
住在日本的毛清芬繼續為突破黑名單而努力。1991年，台獨聯盟的張燦鍙、王康陸、郭倍宏、李應元等人陸續因非法入境，被捕坐牢，而清芬卻在年底再度闖關。她與歐洲獨盟主席何康美一起現身12月10日在台北舉行的「人權之夜」時，讓人為之捏一把冷汗。
終於，為人詬病長達近半世紀的「黑名單」年代在1992年十月張燦鍙、王康陸、郭倍宏、李應元等人相繼出獄時宣告結束。那年10月24日，羅福全踏上睽違三十一年的故土，偕毛清芬出席在台北舉行的張燦鍙出獄酒會，內心真是百感交集。
8. 駐日大使
2000年三月，台灣人民以選票寫下歷史嶄新的一頁。五月，長達五十多年的國民黨威權統治正式結束，民進黨執政，許多人對這難以置信的事實感動得掉眼淚。
陳水扁總統宣誓就職後數日，即任命甫自聯合國大學退休的羅福全為駐日本大使。羅福全於5月31日履新就職。
到任的第三天，他即會晤「日華議員懇談會」會長山中貞則議員。日華議員懇談會是日本國會的親台團體，山中貞則是日本最資深的國會議員，一共連任十七屆。
羅福全說：「山中議員年輕時曾在屏東的里港國小教過書，視台灣為第二故鄉。能獲得他與日華議員懇談會議員們的支持，是發展台日友好關係的一個重要基石。」
兩人見面後，相談甚歡。山中貞則當場興奮地說：「台灣雖然政權轉移，但不論李登輝總統或陳水扁總統，都是友日的台灣派，日華議員懇談會的議員們都將繼續支持台灣！」
「從事外交，首要建立互信。」羅福全說：「然後以兩國的共同利益作為切入點，盡力加強雙方關係。」
結果在他的努力下，台日關係有了顯著的進展。譬如，「送李登輝到日本」是過去幾任駐日大使的重點工作之一，然而都沒有成功。羅福全就任未及一年，即經由各種管道，讓李前總統得以赴日作心導管手術。
更難得可貴的是，日本首相森喜朗不顧中國的強烈反對，竟聲援台灣加入世界衛生組織(WHO)，為台日外交上的重大突破。
羅福全說：「由於台、日之間無正式邦交，我無法拜會日本官員，但我可以拜會日本國會議員及民間人士。經由國會議員與其他各界人士的影響，無論森喜朗首相或其後的安倍晉三首相，都對台灣非常友好。」
他接著說：「台灣與日本有不少共同的利益。譬如兩國都極力發展觀光，台灣每年約有100萬人次到日本觀光，日本亦同樣每年約有100萬人次到台灣觀光。我們因此極力向日人宣傳台灣的美麗風光與友善人民，也要求日方承認台灣的駕駛執照、對台灣人予以免簽證赴日的方便，對加強兩國友好關係，很有幫助。」
事實上，從事外交順利與否，與外交官本身的特質亦有不少關聯。羅福全自孩提時代即居住日本，日語十分道地，且與不同年紀的日本人皆有不同階段的共同經驗，因此很能為日人接受。何況，日人重視學養與門風，對他擁有日本名校碩士、美國長春藤盟校博士及任職聯合國大學高等研究所的經歷十分敬重，而他沉穩的個性、豐富的閱歷與圓融的處世，皆有助於讓複雜的事務獲得圓滿的解決。
擔任駐日大使四年，羅福全實現一生想報效台灣的願望，與清芬亦備受日人的尊重與僑民的愛戴，這段時光可說是兩人奮鬥人生中一段美好的歲月。
9. 最佳抉擇
2004年五月，連任的陳水扁總統改派許世楷為駐日大使，調任羅福全為亞東關係協會會長。
亞東關係協會是台灣對日溝通的窗口，會長向由卸任的駐日大使擔任。羅福全回到睽違三十四年的台灣，服務亞協，繼續與許世楷大使合力推動台日兩國的外交。
他們促成李登輝總統二度訪日，也安排兩位卸任的日本首相森喜朗與安倍晉三來台訪問，更在2006年使森喜朗首相到台灣，接受陳水扁總統頒發的特種大景徽勛章，將台日的友好關係推至最高峰。
2007年七月，高層以羅福全任期將屆，改派年輕一輩的陳鴻基接掌亞協。羅福全無論擔任駐日大使或亞協會長期間，表現皆可圈可點，有口皆碑，因此對這項人事異動以平常心視之。
他自政壇退休後，與清芬安居台北，除在淡江大學亞洲研究所教授一門課外，常沉潛於書法與繪畫。年輕時即嚮往陶淵明「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境界的他，揮毫書寫陶公的《歸去來兮》，將之懸於客廳。訪客視之，每對他俊逸的字體讚賞不已。
他偕清芬回嘉義故里，在探視從前欲興學的那塊地時，驚覺昔日手植的桃花心木如今樹幹都有兩臂環繞般地粗。除了感嘆時光飛逝外，他更欣喜台灣政治情況之改變。他說：「當年動輒就會被扣上叛亂的罪名。回台訂婚明明是喜事一樁，卻充滿山雨欲來的壓迫感。如今真高興在大家的奮鬥下，那個黑暗的時代終成過去。」
住台北時，他們常造訪台獨聯盟總部，繼續奉上一點心力。望著總部裡一些年輕熱忱的志工臉孔，清芬常不自而然地想起從前在費城的歲月。當年，年輕的她與福全勇敢地踏出第一步，此後不僅望斷故鄉路，也告別過往的繁華夢。從此兩人互勉自立，生活的淬練反使他倆的人生更豐富，而台獨的理念則一直如一盞明燈，引領他倆繼續前進。
「在費城踏出的那一步，走得無怨無悔。」清芬說。
回首來時路，一步一腳印，縱使奉獻理念的路雖然走得辛苦，卻步步紮實。人生有幸，能得良伴。福全雖常談回台訂婚的驚惶心情，實則更該慶幸當年作了一個最佳抉擇：回台找到一個理念與志趣皆能投合的伴侶。她在他徘徊理念與現實之間時，予以堅定；在他無法實踐理念時，予以延續；在兩人皆無法從事運動時，無私地以金錢作奉獻。
想到此，他望著清芬，輕輕地說：「妳是我最好的一半！」
清芬回笑道：「你也是。」(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