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她大學畢業，順利拿到美國明尼蘇達大學研究所的獎學金，首度離家，到冬天幾達半年的明尼蘇達攻讀生物統計。異國的孤單，使得一群來自台灣的留學生們經常聚在一起，那時在明尼蘇達大學裡，有一個由台灣學生發起的「互助教育基金會（Educational Fund For the Needy in Taiwan）」，每人每個月捐一塊美金，一年十二塊，折合台幣四百八十元，正好是台灣一個中學生一學期的學雜費，每個星期五晚上，一、二十個志同道合的義工們聚在一起工作，他們把錢寄回台灣，濟助一些家境清寒的學生，並且廣發信函，徵求美國各地的有心人士捐助，得到不少回應。
楊淑卿覺得這個基金會很有意義，就加入陣營，然後認識了該會的發起人黃再添，兩人交往越來越密切，後來論及婚嫁時，她開始猶豫，因為那時黃再添已是黑名單上的人物，她不知該如何向家人解釋她將和一個阮囊羞澀、唸社會學又名列黑名單的人結婚？最後，在互道再見與完全接納之間，她選擇了接納。
在明大攻讀社會學博士的黃再添比楊淑卿早一年到明尼蘇達，他生長在台南市郊的一個農家，因為家境困難，在台大唸社會系時，曾經休學一年去打工，基於自身的經驗，他在明大唸書時就發起「互助教育基金會」，希望幫助一些台灣家境困難的孩子們順利完成學業，這項善意的舉動，得到很多人的支持。
當時，每星期五晚上，一、二十個台灣學生聚在一起做「互助教育基金會」的事，幾次以後，引起了注意，明大的國民黨負責人開始找他去盤問，問他基金會的用意何在？他們做些什麼事？諸如此類，一問再問，最後一次，問他為什麼要用「互助」兩個字當基金會的名字？黃再添按捺不住，拍起桌子罵道：「無聊！」，此後，他們不再找他，但他也輾轉得知自己上了黑名單。當他和阿卿論及婚嫁時，黑名單的問題著實困擾著阿卿，後來阿卿思及自己也曾因當「明尼蘇達台灣同鄉會」的財務而被查詢，因而瞭解添仔的心情，兩人遂在1977年結婚。
那時，明大物理研究所有個博士班的學生叫林振昌，和黃再添漸行漸近。他向黃再添說，「互助教育基金會」的用意很好，不過這是政府該做的事，假如我們有一個好的政府，制訂良好社會政策，就不需要如此大費周章，與其花費心神做社會福利，不如做更根本的改變政府的工作，造福更多的人。
再添說，他本身唸政治社會學，自然明白這道理，於是在林振昌引導下，加入「世界台灣獨立聯盟（WUFI）」。那時，獨盟在明尼蘇達的同志有王幸男、李瑞木、李界木和林振昌等多人，個個都很熱心，活動辦得有聲有色。
1979年初，島內抗爭熱溫上升，美國「台灣獨立聯盟」決定增設專職人員，加速獨盟工作的推展。在林振昌推薦下，黃再添於二月底飛到紐約面談，獨盟人士希望他立刻上任，再添心想：「推展台灣獨立的工作，刻不容緩，既然人家需要我，就應趕緊去做。」於是回到明州後，收拾簡單行囊，告別學生生涯和已有身孕的阿卿，隻身飛到紐約，開始做起「台灣獨立聯盟」的全職工作。
楊淑卿那時已拿到生物統計的碩士學位，在明大的電腦中心上班，見添仔去了一趟紐約回來，說走就走，心裡可惜他博士課程修習多年，放棄可惜，就勸他再留一、兩個學期，等拿到博士學位後再走，可是再添決意甚堅。阿卿繼而一想：「假如一個人有理想，卻沒有機會實現，是件很可惜的事，添仔還年輕，才二十幾歲，假如大家都像他那麼拼，三、五年後，國民黨政權被推翻了，他就可以回來重做本行。」說到這裡，楊淑卿笑了起來，說：「如今回想起來，那時的我實在很天真。」
添仔走了之後，大腹便便的阿卿繼續在明城工作，臨盆時，在朋友陪同下，到醫院生產，一直等兒子生下後，添仔才回來看她，可是幾天後又走了。接著漫漫冬日，她獨自帶著小嬰兒，在冰天雪地的明尼蘇達上班下班。隔年夏天，見添仔沒有回來的打算，才辭掉工作，抱著未滿週歲的兒子，到紐約和丈夫團聚。
投入台灣人運動
黃再添到紐約後，成為當時獨立聯盟的第二個專職人員，另外一個是張金策。後來，曾在彭明敏任獨盟主席時當過專職人員的洪哲勝，以及陳南天和林振昌等人都轉業「下海」，一起併肩作戰。1979年十二月，「美麗島」大逮捕事件發生，島內風聲鶴唳，人人自危，島外大家忙著救援，紐約地區及時成立「台灣之音」，二十四小時播放最新的台灣消息，個個熱血沸騰，獨盟的專職人員更是充滿使命感，工作士氣非常高昂。
隔年夏天，楊淑卿抱著小娃娃到紐約，和添仔生活在一起。由於獨盟本身經費有限，專職人員的津貼很微薄，租不起紐約曼哈坦或皇后（Queens）區的公寓，恰好有個盟員對他們說，布魯克林（Brooklyn）某一帶的房子很便宜，房租不到皇后區的一半，黃再添和洪哲勝兩個家庭就到那裡租房子。初到那裡時，見到街面零亂，來往的行人講著西班牙話，心裡不免不安，不過照添仔和洪哲勝的說法：「怕什麼！國民黨都不怕了，住這裡有什麼好怕的？」就這樣，他們在布魯克林住了下來。
阿卿很快地在紐約找到工作，在哥倫比亞大學附屬的基督長老教會的醫院當電腦程式員，第三年，再度懷孕，生了老二，每天趕著上班下班，不僅賺錢養家，還一手包辦所有家事，讓添仔無後顧之憂，全心從事他的任務。
黃再添在獨盟工作三年多，於1983年辭去獨盟專職工作，轉任「紐約紐澤西台灣人社團聯合會」會長，從事台灣人社團之間的協調工作。他在任內，為「紐約台灣會館」催生，並且在會館成立之後，一度擔任副理事長。1984年，由於獨盟內部的路線爭執，洪哲勝和黃再添、田台仁等人脫離「台灣獨立聯盟」，聯合許信良等人共組「台灣革命黨」，傾向社會主義的訴求。
「台灣革命黨」創立以後，深感經費不能全靠同鄉的捐款來維持，因此要求所有黨員或抵押房子，或以其他辦法，共同籌款在布魯克林購買公寓出租，然後收取百分之十的房租作為黨的經費。當時這項「黨產」委託黃再添管理，再添因此走上經營房地產的路。
1986年，島內突破黨禁、報禁的呼聲不斷升高，「台灣革命黨」認為祕密組黨的時代已經結束，今後應該以和平公開的方式與島內的民主運動相呼應，於是宣佈解散「台灣革命黨」，然後與其他的台灣人社團共組「台灣民主運動海外組織」，公開和島內串聯。
其時，施明德在獄中以絕食抗議黨禁，「海外組織」立刻率先響應，集體到白宮前絕食一星期，藉以喚起國際注意。當島內的黨外人士還在猶豫是否組黨的時候，「海外組織」即向島內施壓力，表示島內若不組黨，他們將在美國成立政黨，然後遷黨回台。與此同時，許信良、謝聰敏和林水泉等一行人宣佈將集體闖關回台。那年九月，島內的黨外人士終於突破黨禁，成立「台灣民主進步黨」，接著在1989年，黑名單的限制又告解除，「海外組織」的階段性任務終於完成，因此又宣佈解散。
黑名單一獲得解除，再添和阿卿立刻相攜回到十七年歸不得的故鄉。眼見台灣邁向民主，自己參與其中，自然感到無限欣慰，但在首次回台的時候，他們仍然受張俊宏之託，身負重任地走私電視台回台灣，為突破國民黨壟斷電視台踏出第一步，也為後來「民視」的誕生奠下基步。
那年，自台灣回到美國後，黃再添即開始協助籌設「民進黨美東黨部」。1991年8月31日，「民進黨美東黨部」正式在布魯克林成立，賴文雄出任主任委員，黃再添擔任執行長，往昔「海外組織」的成員亦大都在此時歸化為民進黨員。
居住在陋巷
從曼哈坦下城搭乘地鐵東行，過了八、九站，抵達布魯克林的中心地帶，下車後，沿著威克夫街（Wyckoff）走過一排排老舊的屋子，轉角的一間就是再添的公司。推門進去，一個美國太太在外頭的辦公室裡接聽電話，裡面才是再添和淑卿的辦公室，桌上椅上散佈著各種中英文書報、雜誌、信件和資料，這就是「民進黨美東區黨部」的聯絡處。
斜雨中，再添走出站辦公室，站在威克夫街道旁，指著毗連相接的老舊建築說：「這些房子都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左右蓋的，早期的歐洲移民住過這裡，經濟情況好轉後，搬到別處，後來的中南美洲移民就搬進來了。」
「八十年代初期，這裡的房子很便宜，我們因為租不起其他地方，就住到這裡來，住久了倒也安之若素。『台灣革命黨』成立後，在這裡買房子出租，收取微薄的佣金當黨的經費，當時由我管理「黨產」。後來革命黨解散，「黨產」賣掉，我卻覺得經營房產也是一個謀生之道，就這樣一直做下去。」
「經營房地產對從事運動的人來說，是一項很好的行業，因為時間自由，工作自由，並且可以填飽肚皮。」黃再添說，「不過也有付出代價的時候。」他曾經為了管理公寓，數度和人打架，甚至被送到醫院急救，原因是他的房客形形色色，其中不乏買賣毒品的人，由於毒品交易是違法的事，所以他一發現，就前往制止，對方看他長得瘦小，往往談不上三兩句話就動手鬥毆。再添說，他常打輸架，不過因為有軔勁，幾經纏鬥，縱使掛彩，也讓對方明白他不是好惹的。
他的兩個兒子在這種環境長大，卻都是康乃爾大學的好學生，得歸功於母親的苦心。阿卿說，她婚後一直上班，添仔鎮日忙台灣人的運動，孩子唸到小學三、四年級，因為沒有人在放學後送他們去參加課外活動，因此不會打球，不會游泳，也不會騎單車，做母親的看到這情景，實在不忍，於是她在1987年辭去電腦程式設計師的工作，一邊幫忙再添處理房地產的業務，一邊接送孩子參加各種課外活動，同時也熱心參與「民進黨美東黨部」的事務。
建立「台灣聯隊」
黑名單解除後，「民進黨美東黨部」的主要工作之一就是幫助島內的民進黨員贏取選舉。為此，楊淑卿分別在1989、1992、1993、1995和1996年各回台一個月，為民進黨的候選人賁馨儀、張俊宏、陳永興、彭明敏和黃嘉光等人助選。
她還擔任「民進黨美東黨部」1998年至2000年的主委，任職期間，和「大紐約區台灣同鄉會長」暨「紐約紐澤西阿扁之友會」的總召集人李正三密切配合，不僅在法拉盛主辦「九二一賑災捐款」和「為台灣震災而走」等遊行，並且舉辦一連串幫助陳水扁競選總統的造勢活動，從成立「阿扁之友會」，林義雄募款餐會，李鴻禧募款餐會、到陳定南立委等多位人士演講，活動接連不斷。此外，還動員參加三黨助選員較勁的媒體節目如「全民開講」、「總統選戰訪談」、「總統大選問答」等，每次都勞師動眾，須作種種安排，而阿卿卻處事有條不紊，讓人對她的領導能力留下深刻的印象。
對許多台灣人來說，民進黨執政是一個難以置信的美麗事實，對黃再添來說，這不僅是一個目標的達成，更是另一個階段的開始。自從回台參加陳水扁總統就職大典歸來後，他又開始孕育新的計劃。目前，他有兩個大目標：一是在全美成立「台灣聯隊（ Taiwan Team）」，幫助台灣政府開拓外交途徑；二是在紐約建立一個百萬美金以上的「台灣人傳統基金會（Taiwan Heritage Foundation）」，積極從事台美人活動。
「台灣聯隊」的構想在於他認為過去台美人的活動都傾向於自己人的聚合，今後應該突破範圍，教育美國群眾，聯合對台灣友好的美國朋友和組織，共同改變目前的「一個中國」框架。在過去許多年，他都和「台灣加入聯合國行動委員會」的召集人賴弘典密切配合，發動美東地區的同鄉到紐約聯合國前作千人大遊行，或到華府白宮前向到美國訪問的中國領導人抗議示威，目的在加強台灣在國際間的能見度，與增進加入聯合國的機會。黃再添說，展望未來，他相信「台灣聯隊」一定能結合更大的力量，幫助台灣走出外交的困境。
他的另一個理想就是建立一個至少百萬美金的「台灣人傳統基金會」。他說，台美人辦活動，每次都從零開始，辦活動前辛苦地募錢，活動辦完，錢也用完，永遠停在沒有錢的階段，倘若有一筆基金存在，每年依法律規定拿出百分之五使用，其餘的錢拿來投資儲蓄，將之養大成台美人的「洛克菲勒基金會」，就可以做許多有意義的事情。為了實現這項理想，黃再添把自己的房子拿去抵押，向銀行貸款了十萬美金，率先捐給該基金會，然後邀請其他有志之士配合，目前目標已經達到一半，期待更多的人能夠共襄盛舉。
此外，他也將繼續支持「民主亞洲基金會」。早在1998年，他的老友洪哲勝即認為促進中國民主是保衛台灣的一大良策，為此特別成立「民主亞洲基金會」，支援中國民運，黃再添認為這是以最小的代價做最大的投資，應該繼續支持。
再添說，他經常發動運動，要求同鄉捐款，但也不能只叫人出錢，自己不出錢，所以往往盡量配合，人家出五百，他出三百，人家出兩千，他出一千，人家出三萬，他出一萬，反正他也不打算留錢給子孫，自身的財務只要維持在還得起債的情況就可以。為此，他曾經在一次為台灣募款的餐會上捐出一萬美金，事後安慰阿卿說：「有些丈夫給太太買這買那，生活水準好像很高，其實他們的水準不見得比我們高，因為我們能夠在一個晚上就花掉一萬塊美金！」
在威克夫街走一圈，我們再次回到再添的公司，撥開零亂的文件，找張椅子坐下，再添說：「這個地方雖小，卻不僅是民進黨美東黨部的聯絡處，同時也是台美人大大小小活動的聯絡處。因為我中英文無礙，願意花時間與心神去策劃活動，阿卿又懂得電腦和資料的處理，加上我們收集了不少台美人的名單，所以很多活動都以這裡為聯絡中心，很多運動的構想都在這裡萌芽，紐約的大小活動常有我們的份，年輕的一代發起抗議中國領導人的示威活動，我和阿卿得半夜趕到林肯中心舉牌子，FAPA舉辦支持美國國會議員競選的募款餐會，兩人也得穿著齊整去參加，但也因此我們發起的活動，都能得到很多同鄉的支持。」
「山不在高，有仙則靈」，再添雖然瘦小，卻有無盡的台灣心，他的公司雖不起眼，卻是美東台灣人活動的聯絡中心。紐約地區就是有黃再添與楊淑卿這些人在，每年總會發動好幾次的美東台灣同鄉大會合。南起華府、巴爾的摩，北至康州、波士頓，一車車的巴士載滿著特地向公司請假的同鄉，到華府或紐約遊行示威，從前對抗國民黨，現在反對大中國，台灣人運動延續三十年，仍然充滿蓬勃。每每想起再添與阿卿這對夫婦，就覺得他們真是身居陋巷不改其志，自己愛台灣的熱情不曾熄，也叫別人愛台灣的熱情不要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