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楊遠薰部落格 http://tw.myblog.yahoo.com/overseas-tw
「那是個星期六的下午，我們一起去散步，他走得很慢，比我還慢，然後停下來，望著我說：『如果我走了，妳要好好照顧自己。』這是他最後也是惟一的交待。」
我們回家後，他的左手不由自主地向內縮，扳都扳不直，我打電話給醫生，醫生要我立刻送他到醫院。在醫院裡，他坐也不是，站也不是，躺也不是，顯得非常難過，住院的一個星期裡，分分秒秒，都是難捱的時刻，到後來，我忍不住禱告說：『主啊！求您，求您，帶他平靜地離去。』」這段往事對葉明霞來說，是傷感的，但她還是平靜地敘述著。
蔡正隆博士在1995年10月13日星期五離去，享年五十一歲，臨終時的職銜是「台灣獨立建國聯盟」美國本部主席。他在去世前兩年，發現得了不明之症，身體的機能一點一滴地消失，於是辭掉資深工程師的職務，全心推展台灣獨立建國的理念，他拖著病軀，馬不停蹄地到處演講募款，直到生命終了，蠟盡燭熄。
賓州識明霞
蔡正隆是台中市人，有著一帆風順的求學過程。台中一中初中、高中畢業後，進台大機械系就讀，1967年，服完兵役，留學美國，在南卡羅萊那大學拿到碩士學位後，即轉到卡內基美隆大學（Carnegie Mellon Univ.）攻讀機械博士，然後在短短三年間，取得博士學位。他的別號叫「菜頭」，從小到大，大家都這麼稱呼他。
「他是一個很有活力的人，高中時，他在隔壁班，只見他經常嘻嘻哈哈，呼朋喚友，居然也考上台大，真是跌破許多人的眼鏡。」他的中學和大學的同學蕭宗陽回憶說，「大學時，我們都住在台大第五宿舍，分別當上『台中一中旅北校友會』的總幹事與副總幹事。別人當總幹事，辦辦郊遊就算了，他卻辦活動外，還拉著我一起向一些較有成就的校友們募款，發行校友會刊物。」
「大一那年暑假，他雄心壯志，邀我一起騎單車環遊全島，我憨憨跟著走，結果出發後，才知道辛苦。我們從台北經基隆到花蓮，一過基隆，山路非常陡，就已經騎得上氣不接下氣，然後從花蓮南下台東，繞道高雄，再北上折回台中，真是路遙體憊，苦不堪言，兩個人晒得像黑炭，又熱又累，我一路不停地罵他，他只靜靜地說：『年輕時，需要多一點磨練。』最後熬回台中，他母親一見到我們，立刻又氣又急地數落他不停。」
「我們沒有騎台中到台北這一段，他念念在心。大二暑假因為要到成功嶺受訓，沒有空，所以一到大三寒假，他立刻提出從台北騎腳踏車回台中的計劃，我敬謝不敏，因為一想到一路吹西北風就不是滋味，加上前回難熬的經驗，不作第二回想。結果他另外找了一個同學同行，果真在寒冬裡，從台北踩著腳踏車回到台中，完成單車環島一周的心願，他就是這麼有決心。」
蕭宗陽繼續說：「他的媽媽非常疼他，爸爸比較嚴肅。他父親是個警察，管教孩子很嚴，尤其不准他們參加政治活動，『菜頭』後來當上台獨聯盟的主席，真是始料未及。」
「不過，他從小就表現出樂於助人的善良天性。我有一次拜託他帶家母搭車到台北，他一路把我母親照顧得無微不至，所以我媽媽一提起『菜頭』，就讚不絕口。我哥哥開了一家工廠，『菜頭』服預官時，就熱心地為即將退役的同袍介紹到我哥哥的工廠就業。他是天生的熱心腸，很得人緣，和外省同學也相處得很好，後來當了獨盟主席，一些外省同學對他還是很敬重，他去逝時，好幾個同學還特地到休士頓去追悼他。」
「菜頭」在卡內基美隆大學唸書時，認識了台大的學妹葉明霞。葉明霞是台北市人，家住永樂市場邊。「那是最古老的台北地區，二二八事件就發生在我家附近，這就是為什麼我最小的哥哥葉金勝後來會拍攝電影『天馬茶房』的原因。」她說。
葉明霞的求學過程也一樣順利，北一女中初中、高中畢業，進台大化學系，1970年，大學畢業，直赴賓州卡內基美隆大學化學研究所深造。在匹茲堡（Pittsburgh）唸書時，經由同鄉柯耀宗的介紹，認識蔡正隆，兩人情投意合，隔年夏天就結婚了。
「我到美國本來是要唸書的，結果變成了結婚優先，所以婚後，還是繼續完成學業，接著去上班。」葉明霞說，「我一向不喜歡作菜，總覺得花了好多時間切切煮煮，煮出來的東西又不見得好吃，所以常藉故遠庖廚，好在『菜頭』廚藝不凡，經常分擔家事。有了孩子，他餵奶抱小孩都不以為苦，後來孩子大些，他就常帶著女兒們去打球，參加各種活動。二十幾年的日子這麼過，一直到他走了，我才發覺家裡的事情怎麼這麼多，做都做不完，也因此特別懷念他。」
「『菜頭』在休士頓是出了名的家庭性好男人（Family man），煮飯、作菜、清掃、帶孩子的功夫都是一流的。」休士頓的同鄉葉錦如笑著說，「所以在他五十歲生日時，我們一群朋友就送給他一件大圍裙和一把大鍋子當『半百壽禮』。」
蔡正隆在1972年獲得卡內基美隆大學博士學位後，順利地在賓州格林堡（Greensburg）的「匹茲堡玻璃化學公司（PPG）」就職，明霞亦在當地的一家公司擔任化學分析師，兩人搬到格林堡，週末假日時常開車回匹茲堡，參加各種同鄉的活動。
他是我的兄弟
「我們在卡內基美隆大學唸書時，常受到匹茲堡的一些台灣同鄉如柯耀宗、羅福全、柯炯輝、黃東昇和林光源等人的照顧。結婚時，也承他們幫了不少忙，我們的台灣意識就是在這些同鄉家吃飯聊天時萌芽的。」明霞說。
「和大多數留學生一樣，我們在台灣時，不曾深刻思考過台灣的問題，但對台灣的感情，還是有的。那種感情，如同潛伏的種子，深埋在心底，到了美國，經過前輩們的指引，種子如經雨淋，很快地萌芽茁壯。我和正隆就是在這種情況下，體悟到台灣社會的許多不公，開始認同獨立建國的理念。」她繼續說。
「後來我們做了事，買了房子，也和當年照顧過我們的同鄉一樣，經常邀請學生們到家裡來，藉著聊天聚餐的方式，開啟他們的心門。」
這段期間，他們活躍於匹茲堡的台灣同鄉會和人權會裡，小他們幾歲的陳文成在密西根拿到博士學位後，也搬到匹茲堡，執教於卡內基美隆大學。他們經常在一起關懷台灣的人權、政治與社會，也在一起唱台灣民謠，談台灣文學，或野餐、打球等等。
「那時，生活裡的一件大事，就是開車到威廉波特（Williamport）為台灣少棒隊加油。」明霞回憶說，「那些年，台灣少棒隊幾乎每年都代表遠東區到美國比賽，美東的台灣同鄉和學生們就自動組隊為台灣小將加油。我們自製標語、布條，在棒球場裡搖旗吶喊，大叫『台灣加油！』，有一年甚至租了一部小飛機，拖著『台灣獨立萬歲』的布條盤空而繞，非常過癮。可是國民黨的駐外單位卻視我們如眼中釘，想盡辦法打擊我們，甚至從紐約雇來打手，所以我們的人必須聚在一起，避免落單挨揍。因為有這些外在的衝突，就更增加我們內部的凝聚力。」
接下來的1979與1980兩年，是他們的生活轉捩年。在全球能源危機之後，美國興起產業南移的熱潮，休士頓頓時成為炙手可熱的石化工業城市，到處呈現欣欣向榮的景象。蔡正隆也乘著這股熱潮，換工作到休士頓，擔任「艾克森（Exxon）石油公司」開鑿油井的技術顧問，全家因此南遷。
葉明霞因為有幾年的工作經驗，很快地在休城又找到化學分析師的職務。正當他們的家庭蒸蒸成長，對前景充滿期盼之際，卻不幸傳來一個令他們輾轉難眠的震撼消息：他們在匹茲堡的朋友陳文成暑假回台探親，竟被情治單位約談，隨後傷痕累累地陳屍台大校園！
陳文成是被校園特務害死的，而校園特務伸展魔手的地方就是他們最熟悉的卡內基美隆大學，這是多麼難以接受的事實！早在一九七九年底，美麗島事件、長老教會藏匿施明德案件、以及林義雄家的血案已經使得在美國的台灣人社區人心沸騰，然而這些都發生在島內，如今陳文成的謀殺無異告誡海外的學子說：「國民黨的魔手已經伸展到美國來了，國民黨的特務就在你身邊！」
接下來更直接的考驗就是參議員李奇（Jim Leach）的助理打電話給蔡正隆，請他到美國國會作證，揭發國民黨校園特務的罪行。接到電話後，正隆心裡起了很大的掙扎，畢竟他不是天生的勇士，害怕承擔上黑名單的後果。可是文成啊文成，一個具有正義感的台灣囝仔，三十歲，拿到博士學位，在著名的大學教書，有摯愛的太太及幼兒，也有旭日般的前途，他的問題竟出在他具有作為一個知識份子應有的良知，這是何等不公道的下場！
「假如事情發生在我身上，那麼今天流淚控訴的就是明霞了。」蔡正隆在陳文成的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他是我的兄弟，我能為他做什麼？」
反覆思量的結果，他考慮帶面具用假名出庭作證。不過，等他到了國會，一股正義感自內心油然生起，他在聽證會裡，不僅沒有帶面具，並且很清晰地報出自己的真實姓名，詳細地報告了國民黨的校園特務在美國大學活躍的種種情形，他的證詞被視為該案最有力的證據。
「作證之後，覺得盡了一份應盡的義務，真有如釋重負的感覺。」正隆事後說。既然豁出，夫妻倆就更積極參與台灣人的活動。
休士頓有炎熱的夏天，也有一大群熱情的台灣同鄉和忙不完的社區事。蔡正隆在1985年擔任「休士頓台灣同鄉會」會長時，提議創辦台語學校，藉以傳授下一代母語及台灣文化。結果一呼眾應，在郭珠貞、廖明徵、李雅彥、林秋成、鄭耀洲、曾昆聯、蔡丁財等許多熱心同鄉共同策劃下，「休士頓台灣語文學校」於是成立。
「休士頓台灣語文學校」後來發展迅速，場地幾經變遷，同鄉思購永久校址，於是在專家建議下，先成立「休士頓傳統基金會」，公開募款，得到許許多多人的奉獻，終於購下現今的「休士頓台灣人活動中心」，發展成一個向心力很強的台美人社區。在整個過程中，正隆與明霞都熱心參與其中。
「菜頭」接著在1986年主辦「美南台灣人夏令會」。「那年，高俊明牧師及呂秀蓮相繼出獄，到各地的夏令會演講，造成風潮。美南夏令會也不例外，參加的人數創締新高，氣氛非常熱烈，我們當然也忙得不可開交。」葉明霞說。
那些年，「菜頭」確實忙得不亦樂乎，除了參與休城的大小活動外，還當了「台灣人公共事務協會（FAPA）」的中央委員，接著又當「台灣獨立建國聯盟」的中央委員。此外，他也經常開車到奧斯丁（Austin），和德州大學的台灣學生們打球，藉以球會友的機會，宣揚台灣獨立建國的理念。
為黑名單闖關
1988年，蔣經國去世，李登輝繼任台灣總統，島內的抗爭意識步步升高，海外的有志之士亦急欲回台施展抱負，無奈囿於黑名單的限制，有志難伸，「突破黑名單」成為大家奮鬥的目標。
「我們能做什麼？」在一次的聚會裡，一群獨盟女將探討著這個問題，波多黎各的陳翠玉首先提出：「假如男士們回不了，可否改由女士們先行闖關？」結果那年冬天，陳翠玉、葉明霞、張丁蘭、毛清芬和劉真真等人採取行動，竟然闖關成功，只可惜陳翠玉不幸在踏入故土後，即罹患重病，病逝在她最思念的台灣島上。其餘四人在島內黨工們的安排下，參加首屆在台灣舉行的「世台會」，聲援主張台灣獨立被叛重刑的蔡有全和許曹德，並且從北到南，參加一連串萬頭鑽動的演講會。
「那是個非常難忘的經驗，我們打著『台灣獨立建國聯盟』的招牌，在台上激動地控訴國民黨政權的無理，台下成千上萬的群眾反應非常熱烈。」這不僅是葉明霞十多年來的首次故鄉行，也是她生平第一次的南台灣行，更是她第一次體會擁抱群眾的經驗，那種感受令她歷久難忘。
隔年四月，鄭南榕的自焚，帶給蔡正隆另一次心靈的震撼。兩個月後，他接到當時獨盟主席郭倍宏的電話，要他闖關回台，參加「世台會」，為獨盟突破「黑名單」踏出第一步！
放下電話，正隆感到猶豫，他不是天生的革命家，必須考慮自身及家人的種種。可是往後數日，鄭南榕自焚的衝擊一再激勵他，終於使他產生勇氣，決定接受挑戰。
他以「來福」的假名申請入境，居然在1989年的八月，和同為黑名單的「世台會」理事長李憲榮博士雙雙出現在高雄舉行的「世台會」上，引起現場一片驚訝與歡呼。經過電視的轉播，他的父母和妹妹立刻從台中匆匆趕到高雄去看他，母親滿面憂愁地埋怨：「跟你講，不要去摻那些代誌，你總是不聽。」
事後正隆說，他後來被國民黨強制押走，母親獲悉後即開始哭泣，等他被遣送到舊金山，打電話給她時，她已經足足哭了二十個小時。
當時，與家人愁容成對比的是他內心無比的亢奮。他在眾多黨工嚴密保護下，順利參加全程的「世台會」，並在會後作環島演講，公開鼓吹台灣獨立。他說：「最興奮的，莫過於身披一條綠色彩帶，上面寫著『台灣獨立建國聯盟蔡正隆』。光天化日下，在台灣街頭上遊行示威，真是爽快！試想一個被國民黨描述為青面獠牙的台獨聯盟中央委員，竟然在遊行隊伍中，受到群眾熱烈的歡呼！」
8月27日，他終於領受到國民黨暴力的滋味。他和羅益世坐在盧修一教授的車子，準備前往一場與學生對談的座談會途中，被一群霹靂小組和便衣警察團團圍住，在瓦斯槍和暴力的襲擊下，他被抓進警車，押上飛機，遣回美國。待飛機抵達舊金山時，身上除了一張駕駛執照和因抗拒被捕受到的傷痕外，什麼也沒有。
這趟刻骨銘心的台灣行，加深了他奉獻獨立運動的決心，同時也讓他體會到黨工們群策群力付出的重要，因而日後更加注重基層的工作。
1991年，葉明霞續作第二次闖關行。那時，獨盟主席郭倍宏已經神出鬼沒地出入台灣一圈，副主席李應元也潛回台灣，從事地下工作一年多。這次，葉明霞陪同郭倍宏的太太張舜華及李應元的太太黃月桂闖關。她說，入境時，黃月桂走在前面，她帶著月桂的兩個兒子尾隨其後，準備一旦月桂被擋，她將設法帶著兩個男孩進台灣。「那些年，每次入境，都懷著硬闖的心理，戰戰兢兢，與今日堂堂正正地進出，真有天壤之別。」明霞說。
那次回台，她們聲援因發起「新國家運動」而入獄的黃華。在那個抗爭的年代，同志將心比心，鬥志非常高昂。1992年，經過海內外不斷地抗爭，「刑法第一百條」終於廢除，「黑名單」總算成為歷史名詞。
和「生命時鐘」競走
蔡正隆的身材瘦瘦高高，喜愛運動，也注重飲食，身體一向很健康，自從回台闖關後，更經常走赴各地，宣揚獨立建國的理念，看來神采奕奕。可是自1993年起，即時常感到疲倦，漸漸失去元氣，到醫院檢查，又查不出病因，只覺體力每況愈下，器官逐漸失去功能，腎臟尤其有問題。後來，他的情況嚴重到醫生要他作化學治療，長期療養。
這種狀況完全出乎意外，但卻不得不接受。明霞勇敢地挑起一家生計，正隆辭掉資深工程師的職務，開始接受化學治療。他在養病之餘，兼做家事，但更念念於心的則是推展獨立建國的理念。
1994年五月，明知自己有病，蔡正隆還是受當時獨盟主席楊宗昌之託，出馬競選並且當選為期兩年的獨盟主席。就任之後，他首先釐定學生工作與基層外交為獨盟的兩大工作重點，尤其前者，他認為黑名單已經解除，學生對台獨理念已較無畏懼，應努力影響他們，俾使他們回台之後，發揮更大的功能。為此，他僕僕風塵走訪各大校園，吸收了很多學生盟員，並且在1995年五月底，舉辦「學生盟員夏令會」，為爾後的「台灣主權聯盟」催生。
1994年11月，台灣舉行僅有的一次省長選舉，「四百年來第一戰」，他和休士頓同鄉簡忠松聯袂回台為陳定南助選。他主張深入一般宣傳人員甚少到達的偏遠地區，做草根性的教育工作，因此開著一部台中支部撥出來的「台獨戰車」，深入中南部的每一個鄉鎮，整整一個月，日夜不休地宣揚獨立建國的理念。簡忠松後來每念及此，就難過地說：「一路都是他在開車，我實在不知道他那時的身體已經不行，因為他從不叫苦。唉！他實在不該做這麼耗費體力的事！」
從台灣回來後，蔡正隆深深感到台灣語文在長期外來政權的摧殘下，已經瀕臨失滅的危機，於是大力提倡台語文。他說，語文是思想的根，也是欲做主人與奴才的差別，歐洲國家都是先經過母語運動，再獨立建國，所以台灣若要獨立，一定要先提倡自己的語文。為此，他要求「台灣公論報」用台文寫社論，同時，自己到處演講，提倡「嘴講台灣話，手寫台語文」，並且著手籌辦第一屆「台語文夏令營」。
1995年初，他的身體已漸不支，每星期都要洗一次腎，但是他繼續以強軔的意志力和纏弱的病體搏戰。四月，他回台灣參加「世界台灣獨立聯盟」的盟員會議。五月，他在美國召開「學生盟員夏令會」。六月中旬，李登輝總統訪問康乃爾大學，他從休士頓搭機到紐澤西的紐渥克機場，再從紐渥克開了六、七個小時的車趕到綺色佳（Ithaca），為「台灣主權聯盟」主導的示威活動打氣。六月下旬，他飛到辛辛那提演講，為獨盟募款。
他的健康繼續惡化，七月時，他每星期都要到醫院洗兩次腎。每次洗腎，都要好幾個小時，但走出醫院後，他又繼續上路，為建國的理念奔波。七月中旬，他在休士頓召開第一屆「北美洲台語文夏令營」。一時，休城的「台灣人活動中心」裡，台語文作家雲集，盛況空前，大家矢志為荒蕪的台語文園地開拓出繽紛的苗圃。會議中，正隆顯得很興奮，但也不時露出疲憊之態。
七月底，他又去了一趟奧斯丁，再次為德大的台灣學生壘球隊助陣。八月，與明霞同赴洛杉磯，在「美西台灣人夏令會」上演講「台灣、國際、出頭天」，並在西岸為獨盟募款。
九月時，他的情況已經嚴重到每隔一天就要到醫院洗一次腎的地步，他意識到生命無幾，但要做的事情太多，他必須和「生命的時鐘」競走。他開始策劃組團回台，為十一月的立委選舉獨盟候選人助選，並且在九月中旬，接待台灣勞工同志曾茂興到休城演講。
9月22日至24日，他飛到亞特蘭大，向當地同鄉演講。據同鄉張信雄說，正隆一邊演講，一邊咳嗽，並且不斷地喝水，在那兩天裡，他為獨盟募到將近四千元。
9月29日，他飛到新澤西募款，夜宿同志邱義昌家。30日搭車赴德拉瓦，繼續為獨盟演講募款，當晚夜宿同志莊秋雄家。這時，他的生命已近終站，但是強韌的意志力硬使他繼續撐住，他還計劃10月10日赴芝加哥募款，24日赴華府參與同鄉抗議江澤民訪美的示威，11月回台助選。他想做的事情太多，但是，他實在走不動了。
10月7日，與明霞散步回家後，他被強制送進醫院，住院的一個星期裡，時時充滿了與死神爭戰的痛苦。休城的同鄉輪流去看他，老友簡忠松形容當時的情景說，菜頭「勉強掙出一絲笑容，我一時失禁，目屎粒粒滴落哭出聲」。
10月13日，正隆蒙主恩召，結束在人間的一切疾苦操勞，真正做到「只要一息尚存，就繼續為台灣的獨立建國打拼」的地步。
蠟炬成灰淚始乾
10月21日，蔡正隆的追思儀式在休士頓的「台灣人活動中心」舉行，偌大的會場裡，坐滿了哀悼他的親人、朋友和同志。在哀傷的氣氛中，許多人輪流講述對「菜頭」的思念。正隆求仁得仁，他的獨盟同志肅穆鄭重地在他的棺木上覆蓋盟旗，並且在儀式的最後，合抬著覆蓋盟旗的棺木緩緩自大家面前走過，全場的人都起立，向這位永不屈撓的台獨鬥士致敬。
正隆長眠在休城西南郊一塊景色宜人的墓地裡，留下的是他的奮鬥精神，與「被壓迫的人民，無悲觀的權利。無國籍的百姓，只有建國的義務」等名言。他離世時，留下兩個女兒，一個唸大二，一個唸高二。五年後的今天，大女兒醫科畢業，小女兒大學畢業，兩人都流著父親樂於助人的熱血，刻在非洲奈及利亞的部落裡從事醫護宣教的工作。
葉明霞在老二唸大學後，轉任公司實驗室亞太區的主任，經常出差視察各地實驗室的進展情形，時而韓國、台灣，時而新加坡、泰國、印度，時而澳洲、甚至南非，繞著大半個地球跑。
「我們公司在台灣有三個實驗室，所以現在一年回台灣好幾次。以前名列黑名單，十幾年歸不得，現在全都補回來了。」明霞說，「公司在台灣西岸的一個偏遠鄉鎮裡，也有一個實驗室，我每次到那裡，都忍不住想：當年『菜頭』駕著一部台獨戰車，山腳海邊賣命地跑，是否也曾到過這裡呢？」
「也有人問我，假如『菜頭』不那麼不顧命地奔波，是不是就不會走得那麼快？對這個問題，我實在沒有答案。正隆得到不治之症，他不願哀聲怨氣地躺在床上，他要利用最後有生之年，做他認為最有意義的事，我只好成全他。」
蔡正隆去世三年後，他的大學同學胡敏雄博士（胡民祥）將正隆生前的文稿、演講稿、以及親朋的追思文彙集成冊，編成「燭火闖關」一本書。胡民祥說，正隆本身像燭火，燃燒自己的生命，照亮台灣獨立的理念。然而，更明確的說法或許是：正隆用生命點燃的，是一把獨立建國的火，這把獨立的火燭，在統合的風中，更待有心人繼續傳遞前進。
註：「台灣人公共事務協會」全名Formosan Association for Public Affairs，簡稱FAPA。
楊遠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