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楊遠薰部落格 http://tw.myblog.yahoo.com/overseas-tw
施興國與廖純如來自台灣雲林的農村小鎮，成長於不同的苦難環境。兩人婚後經過七十年代的留學與漂泊，於八十年代定居加拿大的溫哥華。他們本著溫和敦厚的心，長期奉獻社區，後來更與熱心鄉親共創台加文化協會﹝TCCS，簡稱「台加」註一﹞，服務九十年代小留學生風潮盛行時，大批移居溫哥華的台灣新移民。
「台加」在眾人的努力下，如今會員多達三千戶，而且擁有自資興建的「台灣文化中心」，每年舉辦逾五百場的活動，堪稱海外最蓬勃的一個台僑中心。其所主辦的一年一度的「台灣文化節」，節目長達兩夜三天，更是溫哥華市民有口皆碑的少數族裔大盛會。
「『台加』的成功，是許多力量的結合。」施興國說：「好比建築聖殿，需要許多石頭奠基一樣，我們不過是其中的一塊罷了。」
「建築聖殿的石頭是活的。」廖純如說：「我因為長期投入『台加』，不斷成長，生命亦因此而豐富。」
八角亭的孩子
施興國生長在崙背鄉與二崙鄉交界的一個叫八角亭的村落，村民都務農。
他笑著說：「我小時候從來不知道什麼時候該上學，什麼時候該放學，也不知道什麼時候學校開學或放假。反正農忙時，我們都得到田裡幫忙。農忙過後，村裡的大孩子喊：『到學校去喔！』，就一起結伴走路上學。每次到學校，人家都已經在上課。我坐在板凳上，迷迷糊糊過了大半天，眼見快天黑，聽到外面有人喊：『回家了！』，就趕緊抓起書包，跟著大夥兒走回去。」
「我家在村子的最裡頭。」他繼續說：「一間竹筒蓋的厝，牆是泥土掝著牛糞糊的，冬天屋裡很冷。到我家前，必須經過一條大水溝，鬧過鬼。冬天天黑得早，又沒路燈，兩旁竹林常被風颳得咻咻叫。我每次走到那裡，就心裡發毛，嚇得一路跑回家。」
施興國是九個孩子的老七，父母不識字，靠務農及打零工維生。他說：「父母都很忙，沒有時間管我們，上不上學都無所謂。有時老師看不到整村的孩子，會到村裡找學生。」
這樣的環境，居然也出了個留美博士，有些難以相信。「不是一個，是兩個。」興國說：「我弟弟也是個留美博士，因為我們遇到一個大恩人。我唸小學四年級時，導師劉志芳作家庭訪問，看到我家的情形，就對我父母說，假如他們同意我和弟弟住到他家，他願照顧我們。就這樣，劉老師改變了我和弟弟的命運。」
施興國與弟弟一直在劉老師家，住到小學畢業。他在老師教導下，順利考上虎尾中學初中部，然後高中就讀台中一中、大學唸成大化學系，一路平順地走出來。他大學畢業、服完兵役後，在台灣電力公司服務兩年，申請到美國內布拉斯加﹝Nebraska﹞大學研究所獎學金，於一九六八年秋天赴美留學。
許多年後，他緬懷地說：「劉老師是一個單身來台的大陸人，為人很熱誠。當年弟弟年紀小，老師還收他當養子。劉老師在台灣生活三、四十年，始終沒有成家，一直到兩岸開通後，才回故鄉與妻女團圓，最後病逝中國。世間就有這樣好的人，而我和弟弟竟得到這麼好的人的照顧，真是何其有幸！」
政治犯的女兒
廖純如是二崙鄉一個醫生的女兒，原本有著快樂的童年，不幸在她五歲時，父親突然以匪諜罪名被捕，從此一家生活在憂慮與被歧視的陰影中。
她說，她的父親廖萬督醫師來自二崙的一個地主家庭，年輕時赴日留學，自日本大學的醫科畢業後，即返鄉服務。他除了替鄉人治病外，也致力籌建二崙鄉衛生所，並且在聯合國兒童基金會援助計劃下，積極治療當地學童的頭癬、頭虱和砂眼。
「父親很有愛心。」她繼續說：「他眼見當時農村的相當貧困，許多鄉下人生了病，不敢看醫生，就與二崙鄉農會總幹事廖清纏先生商量，共同成立健保組織。每家一年繳費二十元，可全年看病免費，並自農會領取藥物，可說是現在的醫療健保。沒想到因此引起政府的疑忌，所有相關人員皆被冠以匪諜的罪名，集體被捕。」
時為一九五一年，正是白色恐怖的時代。純如說：「初審結果，父親被判七年。鄉人非常憤慨，集體陳情。二審判決，刑期加重為十年。鄉人更加激動，再度陳情。三審判決，父親竟被判十二年、廖清纏先生被判十五年。這對受難者及家屬們，都是非常殘酷的打擊。」
父親坐牢後，家中經濟靠堅強的母親當助產士維持。純如在成長過程裡，充滿了隨母親探監的辛酸經驗。
她回憶說：「我唸小學時，爸爸在景美的古坑監獄服刑。從二崙到古坑，是段迢遠勞頓的路途。媽媽每次帶著我們五個孩子去探監，事前就準備大包小包的食物。大家一早起來，自二崙搭乘客運到西螺，再轉車到斗南，然後搭火車到台北，再坐三輪車到親戚家。借宿一夜後，一行人清晨搭著公車到新店。到了監獄，經過重重關卡，媽媽不斷分送東西給警衛和獄卒。等見到爸爸時，帶去的東西已經剩下無幾。至今，我每想起爸爸穿著短褲、拿著臉盆出來領食物的情景，還忍不住會掉眼淚。」
「我唸初一時，爸爸生病，需要開刀，被送到基隆軍醫院。開刀前一日，我們再去探監，發現父親被關在精神病院的鐵籠裡。當我們穿過兩旁關滿精神病患的鐵籠時，只見病患狂喊尖叫，伸手要抓我們，嚇得我們驚惶失措。」
純如唸小學時，還是個孩子，相當活潑，功課很好。只是當同學在背後指指點點，說她是匪諜的女兒時，就傷心得一路哭回家。她的母親知道孩子們在學校受委屈，因此盡量送他們到外地唸書。
後來，純如轉學到彰化民生國小，初中考上彰化女中，高中就讀台北第二女中。她說：「我唸彰女時，沒有人知道我父親是誰，感覺很輕鬆，表現也很出色，初中三年都當班長。但唸高中時，因為開始瞭解世事，就變得敏感?向起來。」
一枝草一點露
一九六○年，廖萬督醫師在古坑監獄服完八年刑後，被移送至台東泰源監獄。因為東部缺乏醫療人員，他得以在獄中為囚犯和原住民看病。一九六四年，在整整服滿十二年刑後，廖醫師終於獲准出獄。
純如說：「父親在獄中研究針灸，很有心得。出獄後，在台北開設惠仁醫院，各地前來求診的人很多。但父親始終掛念東部的原住民，因此在一九六八年時，特別到花蓮縣光復鄉開設惠仁綜合醫院。他一向體貼貧窮的人，常說『一枝草一點露』這句話。我當時不太明白這道理，等後來經歷較多的人生後，才深深體會到其中的意義。」
一九七○年夏天，在美國攻讀化學博士的施興國回台探親，與甫自靜宜文理學院數學系畢業的廖純如結婚。兩個月後，純如告別她當時不甚眷戀的故鄉，飛到美國，展開新的生活。
施興國個性隨和，自一九六八年抵達林肯﹝Lincoln﹞市的內布拉斯加大學後，即與李孔昭、謝清志、張菊惠等台灣學生們打成一片，也常應邀到周式毅教授及陳炳杞教授家作客。後來，一夥人一起組內布拉斯加台灣同鄉會。
「出外靠朋友。」施興國說：「當年在美國中西部留學，只要是台灣來的，便互相幫忙。每年感恩節，隔州堪薩斯州立大學的台灣同鄉會都會邀請鄰近幾州的鄉親一起聚餐。我們每次都冒著風雪，開了好幾小時的車趕去，因為那種同鄉見面的喜悅，很令人回味。」
純如初抵美國時，不太習慣留學生的刻苦生活，但不久便感染到大夥兒相聚的快樂，後來更經由參加同鄉會，拓展了視野。她說：「有一次，我們在堪薩斯的感恩節大聚餐裡，見到了久仰大名的彭明敏教授，非常興奮。因為家父為理想受盡苦難，所以我一直很景仰為台灣犧牲奉獻的人。」
不久，施興國獲得到德國作研究的機會，純如卻發現自己懷了孕，兩人憂喜交加。純如說：「「當時其實憂慮勝於喜悅。因為我們沒有醫藥保險，付不起昂貴的生產費。」而且興國走了，我一個人留在人生地不熟的內布拉斯加，怎麼辦？」
後來，他們硬著頭皮向親友借了一筆錢，買了兩張機票，相偕飛到德國。結果到了德國，發現學校給的薪水是當初約定的三倍，不但還了債，也付得起生產費，還買了一部二手的金龜車，到處旅遊，真是喜出望外。
「我當時猛然想起父親常說的『一枝草一點露』這句話，確實天無絕人之路。」純如說：「此後，我遇到事情，就不那麼患得患失了。」
天涯為客
他們在德國，亦參加當地的台灣同鄉會，從而認識陳建福、吳修傳、黃光雄、陳錦芳等一些留歐學生，大家互相照應，不覺寂寞。當時，留歐學生正籌組「世界台灣同鄉會」，時常相約在某國某城某位同鄉家開會，熱心的人便從德國、法國、奧地利、比利時等國趕來。大家白天開會，晚上打地舖，通霄話台灣，充滿了年輕的熱情與興奮。
施興國在德國作了三個月研究後，即回內布拉斯加大學。一九七三年，他順利取得物理化學博士，隨後帶著妻女到加拿大東岸，在渥太華大學作博士後研究。
「早春的渥太華風景非常美麗，但見花樹盛開，鬱金香遍野，景致如畫，我們安頓之後，又發現加拿大的社會福利非常好，就決定在加拿大定居。」純如說。
興國在渥太華大學工作期間，再度到德國波昂大學作研究。他們在波昂時，添了一名小壯丁，也熱心參加當地的台灣同鄉會。其時常在一起的有張維嘉、尤清、何康美、蘇正平、張宗鼎、盧榮杰、李勳墉、鄭自財和吳清桂等人，每次聚會，話題總離不開台灣。
一九七七年，施興國出任德國西區台灣同鄉會會長。正當夫妻倆熱心服務留德同鄉之際，突然在一九七八年的一天，接到加拿大移民局的通知，告以再不回加拿大，將喪失居留資格，因此全家匆忙返回加拿大。
回渥太華後，施興國換到卡爾頓﹝Carleton﹞大學作研究，不久面臨著職業生涯的困境。身為莘莘學子，他希望在大學裡教書，但那時他所專攻的物理化學相當冷門，教授出缺的機會微乎其微；回台灣或許是一條出路，無奈純如對台灣的記憶太灰色，不願回去。
輾轉思慮的結果，他作了一個重大的決定：離開學術界，離開渥太華，搬到西岸的溫哥華，另謀發展。
一九七九年十一月，他開著一部老爺車，載著一家大小，作跨越美洲大陸行。時值寒冬，出發後不久，即遇到暴風雪。一時雪花紛飛，真是視野茫茫，前途茫茫。他小心翼翼地握著駕駛盤，在冰天雪地中徐徐前進。如此走走停停，足足跋涉一個月，方才安抵溫哥華。
定居溫哥華
溫哥華依山傍海，四季如春。然而旖旎的風光填不飽一家大小的肚子。施興國到處找事。其時電腦方興，需才孔急，他在溫哥華西南的維多利亞﹝Victoria﹞島覓得一份電腦程式設計的工作。此後一年多，週日住在島上，週末才回溫哥華，與家人團聚。
純如提起初到溫哥華的日子，說：「我們到溫哥華沒幾天，行李都未完全打開，台灣就發生高雄事件。眼見島內民主人士一個個被捕，我們立刻加入溫哥華同鄉的抗議行列，到北美事務協調處門前示威。」
兩個月後的二月二十八日，又發生林義雄家的滅門血案，讓人聞之泣血。悲憤的溫哥華同鄉合抬三具棺木到北美事務協調處前示威，含淚的施興國亦在其中。結果他們搬到溫哥華不到一百天，就被列入黑名單。此後十多年，望斷歸鄉路。
儘管如此，施興國的繼續熱心服務同鄉。他在一九八一年出任溫哥華台灣同鄉會會長，一九八三與一九八四兩年擔任台灣公共事務會﹝FAPA﹞溫哥華分會會長。
他說：「服務鄉親也有意想不到的好處。我擔任同鄉會長時，有一次，剛辦完四天三夜的露營後，便匆匆趕到加拿大最大的德拉斯﹝Telus﹞電信公司應徵工作。面試時，主試人見我兩眼惺忪，問我何以如此疲憊？我告訴他說因為才辦完一個上百人參加的露營活動。他接著和我談起一些社團服務的經驗，最後竟以我具有領導能力錄用我，並且讓我擔任主管的職位，真是天公疼憨人。」
搬到溫哥華後，由於兩個孩子已上小學，純如希望自己亦能擁有一片天。一九八三年，可愛的凱蒂貓﹝Hello Kitty﹞風靡全球，她趁到日本探視在那裡行醫的父親之便，與桑里奧﹝Sanrio﹞公司接洽，取得凱蒂貓禮品的專賣與批發權。回溫哥華後，她即在市區開了一家凱蒂貓禮品專賣店，同時兼任桑里奧公司在加拿大西岸的總代理，經常外出參展、作生意。
「這生意前後作了八年，從無到有，全都自己摸索。」純如說：「經營期間，無論記帳、報關、報稅、參展、促銷、聘店員等等，都自己一手包辦。結果從處理各種事務中，我得到經驗與信心。」
然而即使工作再忙碌，純如依舊在孩子們放學後，帶他們去學琴、游泳與打球，也因此遇到越來越多的台灣新移民。由於她的一對子女在學校的表現非常優異，又乖巧有禮，因此許多新移民都紛紛向她請教有關子女教育的各種問題。純如一再不厭其煩地回答之後，逐漸興起開補習班的念頭。
一九八七年，她在溫哥華南區開了一家補習班，幫助台灣來的青少年進大學。其所開的課程包括複習英文、數學、物理、化學，以及申請美國大學必考的SAT測驗，並提供所有申請大學的資訊等等。她的子女都進入美國著名的大學，成了最好的招牌。至於施興國博士精通物理、化學和數學，為人謙和又有耐心，因此雖然補習班不曾登過廣告，登門求教的人還是很多。
純如笑著說：「十餘年來，我們至少幫助了兩、三百名學生進入美國著名的大學，學生和家長們都很高興。每年春天，我們還都組團到美國，參觀各大學，每次參加的人都很多。」
成立「台加文化協會」
九十年代的台灣乘著電子電腦新興科技的風潮，成為亞洲四小龍的龍首。一時台幣升值，股市狂飆。在經濟空前繁榮下，島內亦颳起了「小留學生」風潮。不少望子成龍望女成鳳的父母都紛紛把孩子往國外送，頓時美國、加拿大，澳洲、紐西蘭，甚至南非、巴西、智利、阿根廷，都可見新興台僑的蹤跡，聲稱為子女的教育而移民。其中，加拿大西岸的溫哥華氣候溫和、風景優美、往返台灣方便，成了「教育移民」的最愛。一進入九十年代，許多帶著青少年的台灣家庭便一波波地湧向溫哥華。
眼見新移民快速地增加，原本住在溫哥華的台灣人便開始思考如何聯繫新舊台僑的情誼。一九九○年，林宗義教授出面，邀請張邦良、施興國、楊正昭、蔣敏一等八戶熱心同鄉，在家聚會。經過一番熱烈討論，他們決定分頭招募會員，每戶招募五戶，共同成立一個促進台加文化交流的協會。。
果然數個月後的一九九一年三月三十一日，四十戶台僑家庭共同在溫哥華的東寧書院創立「台加文化協會」。會中，大家推選德高望重的林宗義教授為創會理事長，隨後由賴佑哲秘書長起草章程，並向加拿大政府註冊登記。
「台加」成立之初，缺乏經費與人手，亦無會所。這時，廖純如見補習班的對面有一間辦公室空出，便自掏腰包將之租下，作為「台加」的辦公室，自己隨時當義工。與此同時，理事長林宗義向日本的熱心企業家郭榮桔先生募到一萬美金的種子基金，溫哥華的兩位同鄉陳大川與蔣敏一各捐兩萬加幣，其他十多位創始人各捐一千加幣，成為初步經營，「台加」的基本經費。「台加」遂聘請蔡澄洲為總幹事，正式營運。那年年底，「台加」獲得聯邦政府的免稅資格，相當有助日後的募款。
其時移民潮方興未艾，「台加」理事們見許多帶著孩子前來唸書的家長們閒居無事，便成立「台加旅遊公司」，服務新移民。他們以親切的態度和國、台語解說作號召，帶領大家賞玩溫哥華的好山好水。結果無論二日遊、一日遊或半日遊，皆生意興隆。
施興國笑著說：「尤其每年十月，溫哥華北邊的哈里遜﹝Harrison﹞河出海處，有成群的鮭魚回流，蔚為奇觀。我們每次組團參觀，都是五、六輛遊覽車一起出發，真是熱鬧又有趣。」
不久，旅遊公司的盈餘就足夠維持「台加」的基本開銷。「台加」的辦公室亦已由原先小小的五百平方呎搬到柔以斯站﹝Joyce Station﹞的一個一千三百平方呎的地方。理事們進一步思考舉辦其他活動，以便吸引更多的新移民參與。
廖純如基於辦補習班的經驗，瞭解新移民最關心的是子女的教育問題，因此經常舉辦有關如何申請大學和美、加教育制度的講座。「結果每一場爆滿，連走道、門口都站滿了人。」純如笑著說。
然而不少「教育移民」因為對子女高度期待，加上東西文化差異，經常發生親子衝突。「台加」為此舉辦一系列的家庭講座，如親子溝通、經驗分享等，亦深受歡迎。
此外，為服務陪孩子唸書的媽媽們，「台加」陸續開辦英語、電腦、插花、陶藝、太極、韻律、瑜珈，甚至投資、報稅等各式各樣的班，可說人氣興旺。，「台加」的會員亦從一九九○年的四十戶，增加至一九九二年的兩百八十二戶，再增加至一九九三年的五百八十戶，一九九四年的八百七十五戶，不斷地呈倍數增加。
一九九四年，施興國接任台加文化協會理事長後，即深感原先的場地不敷使用，而且他一上任，即接到租金即將上漲百分之五十的通知，於是另覓新址。他們最後在七十三街找到一個兩千八百平方呎的地方，比原先大了兩倍，於是歡喜搬新家。
籌建「台灣文化中心」
「台加」喬遷之日，喜氣洋洋。理事長施興國特別舉辦一個盛大的茶會，邀請加拿大的政要和所有會員們參加。當日，卑詩﹝British Columbia，簡稱BC﹞省的辛普森議員﹝Burnie Simpson﹞代表省長蒞臨致詞，當眾說：「假如台加文化協會能夠募款興建一座台灣文化中心，卑詩省政府將贊助一百萬加幣。」
此語既出，令大家面面相觀，驚喜又錯愕。不久，建築師林正輝的父親林昭仁老先生公開表示，他願意捐出一畝農地，作為建館用地。這項允諾無異是一注強心劑，大家立刻興致勃勃地築起建厝夢。
建築師林正輝首先繪出一份夢想的藍圖，「台加」將之印成精美的小冊子，四處分送。接著，四十多位熱心的鄉親共同成立建館籌備委員會。他們計劃在兩年內，籌措兩百萬加幣，興建一座「台灣文化中心」，作為加拿大西岸的台僑公厝。
「此後兩年，募款活動一波接一波地進行。」籌委會共同主任委員之一的施興國博士說：「一九九七年五月，我們舉辦第一次募款餐會。一個晚上竟然募到一百三十萬加幣，那種熾熱的氣氛，非常令人感動。一九九八年五月，我們再接再厲，舉辦第二次募款餐會，也募到了六十萬加幣，順利達到預期的目標。當時的情況確是積少成多，集掖成裘。」
「有了錢，我們開始進行建館工作。」他接著說：「這才發現林老先生要捐的農地，無法變更成建地，我們只好另外覓地。等開始看地，才知道溫哥華地窄人稠，地價相當昂貴，要在地段良好、交通方便的地區，買一塊我們能負擔的一畝地，實非易事。結果尋尋覓覓，一拖竟是兩年，有人開始質疑錢是否被籌委會的人污掉了，否則怎會毫無動靜？這種黑鍋我們實在背不起，每個人都感到心頭沉重。」
他繼續說：「最後總算經由卑詩省議員范安德森﹝Val Anderson﹞的幫忙，我們在二○○○年時，以一百五十萬加幣在靠近機場的一個工業區買下六間倉庫。然後花三十萬加幣整修其中兩間的樓上，完成第一階段的建館，這就是我們現在所擁有的『家』。使用空間約四千五百平方呎，裡面有活動大廳、餐廳、教室、圖書館及辦公室等等。完工時的那種喜悅，真是筆墨難以形容。」
二○○一年一月二十日，溫哥華「台灣文化中心」正式開幕，嘉賓雲集，卑詩省長亦親臨致詞。數個月後，卑詩省政府果真遵守諾言，頒予十萬加幣的「社區精神計劃獎﹝Community Spirit Grant﹞」，其餘則視以後工程階段完成，再陸續發放。
「台加的成功，實是天時、地利加上人和。」施興國欣慰地說。
推廣「台灣文化節」
隨著「台加」的成長，其所主辦的一年一度的「台灣文化節」亦愈來愈具規模。一九九○年，東寧書院的陳慧中邀請作曲家蕭泰然到溫哥華，在台灣基督長老教會舉辦一場「台灣作曲家之夜」，首開介紹台灣音樂給加拿大主流社會之先河。隔年，陳慧中在溫哥華劇院﹝Play House﹞舉辦「台灣作曲家鋼琴樂展」，再度引起矚目。
此後連續三年，「台加」皆與東寧書院合辦「台灣作曲家樂展」，規模逐漸擴大。一九九四年，他們除了舉辦三場音樂會外，並增加文化講座，將音樂展擴展為藝術文化展。
自一九九五年起，「台加」便獨力承辦這項藝文活動，正式定名為「台灣文化節」，並決定在每年九月的第一個週末舉行。首屆的台灣文化節由許建立擔任總策劃，節目除介紹呂泉生的音樂外，還推出原住民歌舞、影片欣賞與文化講座等，吸引了約五千名的觀眾。
一九九六年，「台加」邀請小提琴家林昭亮與梆笛家陳中申在音樂會中演奏，再度掀起高潮。此外，他們並在溫哥華市中心的羅伯森﹝Robson﹞廣場舉辦台灣美食與歌謠大賽，造成盛況。
一九九七年，「台加」推出金希文的音樂作品，並在戶外廣場表演歌仔戲，吸引了壯觀的人潮。一九九八年，「台加」以客家文化為主軸，推出台灣文化節。一九九九年，他們復以茶藝、茶道、音樂、攝影與美食等，呈現多元的台灣文化；二○○○年，更以「蝴蝶的故鄉」，詮釋台灣的蛻變。
如此自一九九八年以後，台灣文化節年年都被遴選為加拿大傑出文化活動之一，每年都吸引了上萬的人潮，展出的期間長達三天兩夜，成為溫哥華市民有口皆碑的少數族裔大盛會。
至於台灣文化中心自開幕以來，亦備受加拿大政府的重視。當今的加拿大總理包馬丁﹝Paul Martin﹞擔任聯邦政府財政部長時，曾蒞臨參觀。此外，衛生部長艾倫洛克﹝Allen Rock﹞亦曾是台灣文化中心的貴賓。「而且文化中心啟用之後，這一地區都變得熱絡起來，溫哥華市政府乃主動將這地區變更為商業區，真是天佑『台加』！」廖純如高興地說。
蛻變的蝴蝶
純如本身對「蝴蝶的蛻變」這項主題尤有深刻的感受。成長於白色恐怖陰影下的她，曾像一隻孤寂的蛹，縮捲在無形的繭裡。婚後，她在興國的引導下，逐漸接觸外面的世界，回復原本活潑的天性。往後，她經由不斷地參與社區活動，學到待人的圓融與處事的歷練，尤其長期投入「台加」，更讓她挖掘自己前所未知的才能。
「台加」成立後，她每天到辦公室當義工，晚上用心整理帳目。「台加」成立後的最初三、四年，尚無電腦作業，每一本帳簿都是純如娟秀工整的筆跡記錄；每一筆項目的進出，都有明確的交待。她的真誠、和善與不計較，使她成為一個很好的義工。隨著「台加」的成長，她負責的事越來越多，尤其在輔導青少年與策劃婦女節目方面，更扮演著重要的角色。
純如說：「溫哥華台僑社區的特色是台灣來的青少年特別多。許多媽媽帶著孩子住在這裡，爸爸在台灣賺錢養家，兩地飛來飛去。有些家庭因為父母還有台灣家長的權威觀念，孩子卻嚮往西方的自由，因而產生不少親子衝突，結果造成有些孩子常自己關在房裡生悶氣；有些情緒失控，造成言語衝突或肢體磨擦；還有些冶遊不歸、行為偏離，甚至吸毒犯罪，成為父母的夢魘。『台加』因此舉辦許多有益青少年身心的活動，也開辦電腦、英語、作文等課業班，盡量引導成長中的孩子往正常的方向發展。此外，我們也成立希望線，提供諮商，讓孩子與父母都有傾吐苦悶的管道。」
她的關懷與親切贏得許多孩子與家長的信任，「施媽媽」之名不逕而傳。在開導苦悶的青少年過程中，她亦發現一個家庭裡，要有快樂的媽媽，才有快樂的孩子。因此她亦策劃舉辦各種婦女座談，包括經驗分享、自我成長、親子溝通等等等，獲得許多婦女的支持。
「因為經常到處演講、諮商、策劃與協調，我本身也在不斷成長中。」純如說：「我從一個害羞內向的人，變成一個手持麥克風、面對大眾侃侃而談的演講者，因而深深感到建築聖殿，固然需要石頭奠基，拙樸的石頭也因為不斷地琢磨，而發亮起來。」
賞鳥外交
天公疼憨人，二○○三年二月，在熱鬧滾滾的溫哥華台灣同鄉會年會摸彩中，廖純如高中頭獎，得到一張往返台灣的免費機票，笑得合不攏嘴。這張機票使她能夠隨著興國，加入國際賞鳥專家的行列，一起到台灣觀賞野鳥。
何以一向在社區忙個不停的施興國夫婦，如今成了消遙的觀鳥人？「其實，就是想為台灣做點國民外交。」施興國微笑答道。
他說：「早在移民潮興盛的那些年，為了啟發同胞的環保認知，『台加』總幹事林聖哲醫師舉辦一系列生態知性之旅，吸引了眾多同鄉的興趣。其中有一位彰化籍的廖世卿老師，深具豐富的鳥類知識。我們因此請他擔任『台加』理事，帶領大夥人到戶外賞鳥。我也從這些賞鳥活動中，學到一些基本的觀鳥常識。」
興國繼續說：「廖世卿老師在一九九四年因私事返回台灣。他在台灣數年期間，擔任台灣野鳥學會理事長。等他在二○○二年重返溫哥華時，我正好第二度擔任台加文化協會理事長，兩人便開始籌劃一個『台灣之美』的活動，希望藉介紹台灣鳥類，向加拿大主流社會宣揚台灣。」
「為此，我們一方面向台灣農委會申請資源，另方面向溫哥華的中央圖書館租借場地。」他繼續說：「沒想到在洽商場地時，中央圖書館對這節目甚表興趣，要求與我們合辦。也正因為有中央圖書館的參與，第一屆「台加鳥展」吸引了很多加拿大的愛鳥人士前來聆賞。我們這才明白，原來觀鳥是一項很好的國民外交，可以結交許多國際友人。」
基於這次座談的成功，他們再接再厲舉辦「台灣賞鳥行」。二○○三年三月，在廖世卿老師策劃下，由台灣觀光局邀請加拿大環境部太平洋研究中心主任 巴特勒﹝Robert Butler﹞博士、溫哥華自然歷史協會野鳥組主席坎地多﹝Peter Candido﹞博士夫婦、卑詩省野鳥學會會長麥肯基﹝Hue Mackenzie﹞夫婦、以及加拿大綠色文化交流俱樂部會長林聖哲醫師等人，到台灣觀賞野鳥。同行的團員尚有國際鳥盟亞洲副主席廖世卿夫婦、及施興國夫婦等其他鳥友們。
「這真是一次成果豐碩的賞鳥之旅。」廖純如說：「我們的足跡踏遍大肚溪、漢寶濕地、濁水溪口、彰化八卦山、日月潭、南投梅峰農場、盧山、玉山、阿里山、雲林古坑、台南七股瀉湖與台北陽明山等地。大家每天日出觀鳥，日落休息，晴雨無阻。八天裡，我們一共觀賞了台灣特有的黑面琵鷺、八色鳥、與帝雉等將近一百五十種鳥。所有外籍人士都是第一次到台灣，也方才知道原來台灣是這麼一個美麗、安全與先進的國家。」
在台期間，他們同時拜會農委會、觀光局與新聞局等單位，達成雙方交流與合作的默契。因此二○○三年十月，廖世卿與巴特勒博士聯合在溫哥華主辦第二屆「台加鳥展」時，特別邀請台灣農委會副主委戴振耀前來參加。鳥展之後，戴副主委並與卑詩省的西門菲莎﹝Simon Fraser﹞大學簽下學術合作計劃，共同從事鳥類遷徙與生態保育的研究。
二○○四年二月，台、加兩國愛鳥人士共組「台灣國際賞鳥協會」，定期聚會。不久，世界鳥盟在網站鼓勵鳥友前往台灣賞鳥，並決定於二○○五年在台灣舉辦「世界水鳥協會」年會。這些以鳥會友的成果，皆令半路出家的觀鳥人施興國等雀躍不已。
小屋的春天
微寒的四月天，綿綿春雨後，櫻樹尚吐豔，落紅已滿地。溫哥華尋常陌巷裡，施家樸實的小屋中，圍著一張方桌，砌一壺熱茶，施興國與廖純如愉悅地暢談往事，也輪流傾吐感觸。
純如說：「我們的屋子雖小，卻很溫暖。結婚這麼多年，我們沒有發過財，也沒好好想過要發財。但一家和樂，心情愉快，小屋就有春天。我們的兩個孩子也都滿足簡單的生活，各自追求自己理想。華維﹝Margaret﹞是哈佛大學的心理博士，在密西根大學當助教授。華澤﹝Eric﹞是英國牛津大學的地理及環境學碩士，任職於加拿大的國家廣播公司﹝CBC﹞。兩人都很有台灣心，帶給我們無限溫馨與快樂。」
興國說：「我有時想起童年，覺得當年卑寒如小草，幸虧得到劉志芳老師的栽培，才有今日。我獲得博士學位後，並沒有如鄉人期待那樣，當高官或賺大錢，但我有一個美滿的家庭、一身的經歷、滿筐的情誼與許多人的尊重，就是最大的財富。」
純如說：「我當年在台灣，時常感到社會對政治犯及其家屬非常不公平，因而內心抑鬱，一旦出了國，便不想再回去。幸好興國引導我走出陰霾，讓我從參與有意義的活動中，見到陽光。當我走過那暗長的甬道，對世俗的名利與金錢，就不那麼在意了。」
她接著說：「二二八事件平反後，白色恐怖的政治犯家屬也得到一點金錢賠償。我將之捐出來，成立一個紀念先父的『慈惠』教育基金，分別委託『台加』和『慈林基金會』在加拿大與台灣兩地發放獎學金，希望藉此鼓勵年輕的朋友具有服務社會的熱誠，也勉勵大家能化哀怨為包容，化苦難為愛心，共同營建一個和平的社會。」
興國說：「我現在所擁有的，都超過從前的想像。如今我與純如回台灣，看到老家改建成樓房，哥哥們住的房子比我的大，開的車子比我的新，就覺得很高興。從前我被列入黑名單，無法回台灣，如今不但可以自由往返故鄉，並且能夠投票選總統，甚至看到人民用選票結束外來的威權統治，真覺無比興奮。我們在海外為母國打拼，看到台灣日有進步，就覺得很安慰。」
走出小屋，春猶料峭，我不禁思索著「一枝草一點露」的含意。一枝寒微的草，靠著一點露的滋潤，就能生存。這大地微微的風、濛濛的雨，不知滋潤過多少卑微困苦的人。其中有的成長茁壯後，竟成為營建社區的奠基石，多麼地耐人尋味！
註一：「台加文化協會」英文全名為Taiwanese Canadian Cultural Society，簡稱TCCS或「台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