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遠薰
李玉琛醫師 (Dr. Yu-Chen Lee) 擁有好幾個「第一」的頭銜。他是第一位台灣訓練、到美國任臨床醫學教職的醫師，也是第一位旅居美國的台灣人心臟科專家，更是全球首位使用交感神經抑制劑 (beta blocker) 成功治療心臟衰竭病人的人士。
他於1925年出生於苗栗通霄，1949年畢業於台大醫科，1954年到美國北卡華茲(Watts)醫院實習，一年後升任為住院醫師，往後即展開在美國長達五十年的行醫生涯。
李醫師於1960年任職馬里蘭州立大學醫學院，隔年開始擔任臨床醫學教職。1972年，時為副教授的他在馬大附屬醫院以beta blocker成功醫治一位長期患高血壓導致心臟衰竭的七十二歲 病人，為醫學界的重大突破。
然而，他的這項創見卻因與傳統治療方法逆向而行，無法為當時的醫界所採納，亦不為馬大的心臟科同事所接受，一直到1998年，一項深入的國際醫學研究調查顯示：beta blocker治療方式確實較傳統治療方法更能增加心臟衰竭病人百分之三十五的存活率，李玉琛的創見方為全球醫界所認定。
2011年秋天，我兩度造訪李玉琛醫師座落在巴爾的摩市郊的寓所 ，與他長談他的過往，同時在座的尚有他的學弟李彥輝醫師、弟弟李玉方與姪女邱西薔。李醫師的德裔太太Gretchen親切地與我們一起喝茶、吃飯，然不加入我們的談話。
榮耀的青少年
「他從年少就很出名。」邱西薔指著李玉琛醫師說：「他考進新竹中學時，是榜首，在我們苗栗很轟動。」
日治時代，桃、竹、苗三縣統稱新竹州，全州僅有一所州立中學，即新竹中學，每年招生150名，其中100名留給日本人子弟，僅50名開放給台灣人學生，競爭之激烈，可想而之。李玉琛以第一名考進新竹中學，自為鄉人所欽慕。
「他也是苗栗通霄第一位考上台大醫科的人。」他的弟弟李玉方說。
李玉方接著道，李家是客家，在通霄是大家族。他們的父親是鄉紳，也是地主，十分重視子女的教育。大哥李玉琛就讀南和公學校五年級時，父親為讓他有較多機會考進新竹中學，將他轉學至日本子弟就讀的通霄小學校，並且寄宿在一位老師家。
「那位老師的隔壁住著日本人校長一家。」李玉方又說：「校長有四個千金，其中的二小姐小我大哥兩歲，常和他一起散步、談天，鼓勵他用功讀書，以後當個醫生。」
「所以你沒辜負父親與鄰家妹妹的期望，以優異的成績考進新竹中學？」我笑著問李醫師。我與他在太極班上認識，他會與我親切地話家常，但不談他的成就。
「呀，」他微笑地說：「但我沒自新竹中學畢業。因為新竹中學是五年制，我唸了四年，考上台北帝國大學醫學部預科，就到台北唸書去了。」
「你唸書時，就一直以進台大醫科為目標？」我問。
「對。」他很快地回答。
「你從小就立志當醫生？」
「沒錯。」
「是家裡的影響嗎？」
「對。」他接著解釋，他的祖母來自苗栗銅鑼邱氏望族，家族裡出了多名醫師，成了他的楷模，使他從小用功讀書，心無旁騖地走向醫者之路。其中，他的表兄邱仕榮醫師是邱西薔的父親，係台北帝大醫學部第一期的學生，後來當了台大醫院的院長。
「他唸台大唸的第一年，就住在我家。」邱西薔說。
「沒錯，」李玉琛點頭道：「我唸預科時，值第二次大戰末期，日軍需兵恐急，所以預科唸了兩年，全班便被徵召入伍。半年後的1945年八月，日本投降 ，戰爭結束，我才又回台大，成為正式的醫科學生。」
「戰後，原先在台大執教的日本教授被遣返。」李彥輝醫師補充說：「許多院系的職位由大陸來的外省籍教授填補，但醫學院則聘用不少自東京帝大畢業的醫師如高天成、魏火曜、林宗義、魏炳炎、江萬煊、嚴智鐘等人，在杜聰明院長領導下，仍然繼續以往的教學。」
「你們上課使用什麼語言？」我問。
「上課講日語。」李玉琛說：「但教科書用原文，所以得唸英文與德文。至於中文，則是自學，所以我的中文始終沒學好。」
記得我們一起上太極課時，他曾對我說，唐詩三百首裡，他僅知道半首，那就是「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劉禹錫的《烏衣巷》)，因為這兩句描寫的世事滄桑，帶給他深刻的感受。
「那時，」李玉琛醫師又說：「杜聰明院長很鼓勵我們到內地旅遊，多瞭解中國。1949年，我唸醫科最後一年，杜院長給我十二萬五千台幣，讓我們組團到中國內地。我又向台大醫院申請到二十萬，向熱帶疾病研究所申請到十二萬五千，一共湊足五十萬台幣，然後寫信給班上每一位同學，邀請大家參加。當時，台幣貶值得快，如果多幾個人去，大家要分擔經費，結果只有五個人報名，我們就結伴到上海、南京、蘇州、杭州與無錫等五個城市，玩了兩星期。」
「第一次到中國的感觸如何？」
「很複雜。」他說：「那時的中國非常貧窮，到處都是乞丐，環境十分髒亂。但中國畢竟是歷史悠久的國家，參觀一些名勝古蹟，會讓人興起思古之幽情。」
那次尋根之旅，由李玉琛主辦。參加的五個人裡，除了李玉琛外，還有葉盛吉及其他三位同學。那次旅行歸來，他與葉盛吉成了好朋友，但接下來發生的事情，卻令他傷感又憤怒。
一段塵封的黑色記憶
1949年夏天，李玉琛自台大醫科畢業，入伍服役。
他說：「巧合的是服役時，葉盛吉與我一起被分發到高雄鳳山當衛生預官，兩人同一房間，一起進出，交情十分密切。」
葉盛吉長他三歲，出自台南望族，年少即赴東瀛求學，自東北仙台第二高等學校畢業後，考進東京帝國大學醫學部。日本戰敗後，乃回台灣，考進台大醫科，與李玉琛同班。
他們在台大求學的那些年，經歷改變「朝代」後的社會紊亂，也目睹1947年二二八事件的血腥大屠殺，許多人對國民政府感到恐懼，學會沉默；但也有些對社會充滿使命感的知識份子青年轉而對赤色中國寄予期待，葉盛吉或該屬於後者。
無論如何，退役後，兩人又一起回台大醫院當住院醫師，都在第一內科，而且又是室友。
李玉琛那年才二十四歲，成了當時台大醫院最年輕的住院醫師。他說：「其時，台大醫院有三個內科。第一內科的主任是翁廷俊醫師，第三內科的主任是許強醫師。他們都是我的老師，也是我台大醫學院的前輩。翁廷俊來自桃園龍潭，也是客家人，對我十分愛護。」
1950年三月，應聘到瘧疾研究所工作的葉盛吉向他告辭，南下屏東潮州，從此兩人不再見面。
兩個月後，正處於充滿理想與熱情年紀的李玉琛經歷了生命中永遠難以忘懷的事件。
他回憶當時的情況，說：「1950年5月13日上午，我到醫院上班後，聽到警總派人到台大醫院抓人的風聲，立刻奔跑到翁廷俊醫師家，請尚未出門的翁醫師千萬不要到醫院。翁醫師因此逃避，也因此保住了一命。」
那日，警備總部的人自台大醫院帶走了第三內科主任許強醫師、眼科主任胡鑫麟醫師、皮膚泌尿科的胡寶珍醫師和耳鼻咽喉科的蘇友鵬等四名醫師。兩個星期後，警總的人在屏東潮州逮捕葉盛吉醫師。此外，台大醫科的校友郭琇琮醫師亦在台灣中部被捕。
「他們在監獄裡都被刑求。」李玉琛說；「半年後，許強、郭琇琮與葉盛吉等人被押到馬場町槍決，罪名是匪諜。胡鑫麟、胡寶珍與蘇友鵬等人被抓到『火燒島』，坐監十多年。翁廷俊主任躲了一陣，後來在傅斯年校長與杜聰明院長的力保下，出面自新，然後在1955年離開台大，自行開業。」
「葉盛吉那時不在台北。」李玉琛眼望遠方，似在回憶一個遙遠的往事，說：「他若在台北，我也一定會去通報他。」
「葉盛吉死時才二十八歲。」停了一會兒，他又說：「他留下許多用日文寫的日記與文稿。他在獄中時，新婚的太太為他生下一個兒子。那個兒子長大後，就帶著葉盛吉的日記與文稿到日本，希望找人將之翻譯成中文。」
「我在網路上讀過這個故事。」我說：「葉盛吉的兒子叫葉光毅，後來找到他父親在東京帝大唸書時的好朋友楊威里，終於把葉盛吉的手稿整理出來，出版了一本書，叫《雙鄉記》。」
「呀。」李玉琛醫師應著，不再說什麼。
「你當時害怕嗎？」我問。
「起初會害怕，但更感到憤怒，後來就不害怕了，因為我有靠山。」
「什麼樣的靠山？」
「我在農復會任職，與美國派來的首席顧問很熟。」李玉琛醫師說：「農復會是負責美援的機構，需要美援的蔣介石政府不敢得罪美國人，所以不會抓我。」
然而諷刺的是，農復會也是強制徵收他父親田產的機構。1948年，在二二八大屠殺的隔年，國民政府即由陳誠主導，由農復會推動三七五減租與耕者有其田，強行徵收台灣地主們的土地，李玉琛的父親也因此失去大多數的財產。
那是個苦悶的年代、鬱卒的社會，身為剛出道的年輕醫師，李玉琛對家庭幫不上大忙，對社會不公不義的情況也覺得無能為力，覺得一個人縱有再大的才情、再多的熱情，也抵不過槍桿政權下的暴力，葉盛吉豈不就是個活生生的例子？
於是，他選擇沉默，內心計劃出國。
「當時，農復會的美籍首席顧問與我交情不錯。」李玉琛醫師說：「他的弟弟是美國北卡羅萊那州一家醫院的院長。我於是請他幫忙，由他弟弟的醫院發函聘我到那家醫院實習。」
然後在1954年，二十九歲的李玉琛搭上輪船，橫渡太平洋。到了美國後，他改搭灰狗車，到美國北卡羅萊那州的德爾罕(Durham) ，開始在華茲醫院工作。
踏上一條不歸路
五十年代的美國南方尚是黑白隔離、東方人很少見到的社會。初到北卡的李玉琛起初不免被人以疑惑的眼光看待，但他具有專業的醫學訓練，又文質彬彬、待人謙和，不久即獲尊重。他也深知勤奮工作是克服種族岐視與語言障礙的不二法門，於是發揮一貫的刻苦精神，用心學習。經過一年輪流在各科實習，他通過考驗，於1955年升 任住院 醫師，年三十歲。
「當時在北卡，大概沒什麼中國餐館吧？」
「沒有，」他笑道：「當時連醬油都是奢侈品。」
「生活在那樣的環境，是不是很寂寞？」
「確實寂寞。」他承認道。
然而，他也沒有太多時間去感嘆寂寞，因為住院醫師的生活非常忙祿。
「我們當住院醫師時，」 李彥輝 醫師說：「每隔一日，要上二十四小時的班。週末從星期五進了醫院，要到星期一才能出來。因為大部分時間都住在醫院裡，所以叫住院醫師。」
「我有一次連續工作四十八小時，」 李玉琛醫師說：「走出醫院時，腰都幾乎直不起來。」
「如果重新再來一次，你會不會還要當醫生？」 李彥輝 醫師問。
「會。」李玉琛毫不猶豫地回答：「因為我喜歡醫學，也喜歡行醫。」
「在美國行醫這麼辛苦，你有沒想過不如回台灣？」我問。
「我回不了。」 李玉琛 醫師搖頭道：「因為我被列入黑名單。」
「你怎知？」
「我辦出國手續時，警備總部的人暗示過我。他們要我早點離開台灣。」他說。
「是葉盛吉的緣故嗎？」
「對。」他點頭道。
既然這是一條不歸路，他惟有繼續向前走。他把醫學當作生活的全部。醫院的同事與病人是他交談的對象，醫學的探討與研究是他專注的事務。
他的表現優異，大家有目共睹。一年後，華府 (Washington D.C.)一所成立不久的醫院聘他任總住院醫師(Chief Resident)，他欣然接受，於是在1956年前往華府。
可是到了華府後，他發現那家醫院尚在大興土木中，便先到白宮附近的急診醫院 (Emergency Hospital) 當住院醫師。
在華府急診醫院時，他認識了一位來自德國的美麗護士Gretchen。由於兩人都是異鄉客，兩顆孤寂的心很自然地結合。但或許彼此各有不同的考量，他們並未論及婚約。
如此又過了一年，那家醫院還是沒落成，倒是座落在巴爾的摩市的馬里蘭州立大學附屬醫院的高血壓科需要一名醫師。 李 醫師乃前往巴爾的摩就任新職，從此竟在巴爾的摩過了這一生。
第一位台灣人心臟科醫師
馬里蘭州立大學醫學院成立於1802年，是全美第一所州立大學創設的醫學院，座落在巴爾的摩市區的格林(Green)街，附屬醫院毗連醫學院，離華府約一小時的車程。
李玉琛初到馬大醫院的第一年，服務於高血壓部門，門診了許多因高血壓導致心臟衰竭的病人。其時，診測病人心跳的心電圖(electrocardiography，簡稱ECG)剛問世，對醫師瞭解病人心臟的情況幫助甚多。
李玉琛醫師向來對先進的醫學極感興趣，因此一年後，即申請進心臟科，接受為期兩年的專科訓練(Fellowship)，然後在1960年成了第一位旅美的台灣人心臟科醫師，致力於心電圖與回音心圖(Echocardiography)的研究。
「其時，台灣的醫界尚無心臟科。」 李彥輝 醫師對李玉琛說：「你那時若回台灣，定是這方面的權威。」
李玉琛醫師聽了，微笑地說：「Well，成立一個心臟科，不只需專門的醫師，也需要相關的設備、儀器與經費。台灣那時沒有這些條件，光我一人回去，也成就不了什麼事。」
「當今台灣醫界，放眼望去，找不出幾個人比你更前輩。」 李彥輝 醫師說：「你若回台灣，不只是心臟醫學的泰斗，也可能是台大醫院、甚至台灣醫界負的重要責任負責人。」
「我那時也曾在回與不回間掙扎過。」 李玉琛 醫師坦承道：「但我離開台大醫院前後的那些年，熟識的人坐監的坐監，離職的離職，後來便缺乏人脈與管道。」
「你那時是最夯的單身貴族，若回台灣，怕不有許多有名望的家族要拉你當乘龍快婿？」我打趣道。
「他從在台大醫院當住院醫師時，媒人就已快踏破門檻。」邱西薔笑道。
「我那時並沒有對任何人許下承諾。」老實的李玉琛說。
「因為你心裡計劃出國？」我問。
他點頭。
五十年代，出國是樁嚴肅的事。要辦得成出國手續，就十分不易；搭上遠洋的輪船後，又往往一去，歸期渺渺，因此志在四方又有責任感的男兒，不輕易許下諾言，以免拖累伊人。
「在那麼早的年代，」我說：「台灣的社會還很保守，女孩都很矜持。你到了美國，是不是覺得到老白的女孩活潑、大方又美麗、熱情得多？」
李醫師僅咧著嘴笑，半响才說：「有一次，我和一位名媛見面，座位都還沒坐暖，她就對我說：『我不嫁給客家人』，妳說，我怎麼辦？」
「打退堂鼓？」
「對。」
大家都笑了。
「Gretchen年輕時，是不是很美麗？」我喜歡輕鬆的話題，便又笑著問他。
「她的照片就在那裡。」他指著客廳牆壁上一張他倆的大合照，說：「妳看她美不美？」
照片上的年輕女人有一臉燦爛的笑容，眼大、鼻挺、膚白、五官輪廓分明。
「很美。」我又笑著問：「她也是你那時沒回台灣的一個重要因素？」
「呀，」他點頭道：「我說過我曾內心掙扎許久。」
「我想，更重要的是你已在美國的醫界站住腳，正循著既定的制度，在醫學與學術的領域步步向前邁進。在美國，你清楚地知道前進的目標與途徑，但回了需靠人事的台灣，就沒那麼把握，是嗎？」
「對。」他以肯定的語氣回答。
「而且，在美國領受自由民主的可貴後，很難再回高壓、戒嚴的台灣，過那種噤若寒蟬甚 或口是心非的日子？」
「正確。」他點頭道。
於是，他於1960年與德裔的Gretchen結婚，1961年加入馬大醫學院的教學陣容，1964年由講師升 任助 教授，並擔任馬大附屬醫院心電圖研究室的主任。
他與Gretchen定居在巴爾的摩市郊的Catonsville鎮，兩人陸續生下一個女兒和兩個兒子，共同建立一個美滿的家庭。1966年，為使一家過較寬裕的日子， 李 醫師考取馬里蘭州執業醫師的執照，也把家搬到鎮上主街後段的一間毗鄰郡立圖書館的寬敞房子，並將樓下改成診所，開始在下班後，在自家看起病來。
護士出身的Gretchen是個好幫手，白天幫他打理診所的一切行政，晚上協助他照顧病人。 李玉琛 醫師看病入微，診斷確準，待人十分親切，病人們都喜歡他、信任他，也因此在往後四十年，他無論在醫院或自家，皆行醫不輟。
他原本忙碌的生活此後益加緊湊。他每天一早就到醫院上班，臨床、教學、作醫學研究、寫論文，晚上回家後接著看病、整理病人病歷、還要抽空讀書、思考與作研究。此外，他的臨床診斷常令一起工作的馬大住院醫師們折服，也因此常向他求教。
1969年的 一天，李玉琛醫師接到馬大醫院急診處一位住院醫師的緊急電話，謂有一位七十多歲的男性病人在接受骨骼開刀時，用了過量的epinephrine 點滴，引發高血壓(收縮壓高達200以上)，而且心律跳動不規則，怎麼辦？
李醫師乃想到epinephrine 是vasoconstrictor ，而nitroglycerin(NTG) 為vasodilator，或有幫助，於是告訴他給病人1:150 grain 的NTG。病人的情況果然獲得改善。
這種治療法在當時係首開先河， 李 醫師乃投稿美國醫學學會雜誌JAMA，獲得採用。後來，以vasodilator如procardia類治療惡性高血壓成了醫學界的通則。
李醫師自1960開始任職馬大至1988年退休，每年皆在美國醫學期刊上發表三至五篇的論文。1971年，他升為馬大醫學院副教授，隔年更在醫學上作了一項重大的貢獻。
治療心臟衰竭的大突破
1972年，一位七十二歲的病人因高血壓導致心臟衰竭，由家人送至馬里蘭州大附屬醫院急救，由李玉琛醫師會診。
李醫師作完檢查與救治工作後，在病人的病歷上寫下：「病人因長期高血壓，導致充血性心臟衰竭(Congestive Heart Failure，CHF)，對洋地黃強心劑、利尿劑或臥床休息皆無反應。」
換句話說，經過傳統的急救與醫治，病人的情況仍無改善，正在生死者存亡的關頭。
這時， 李玉琛 醫師根據研習過的藥理學，認為若讓病人服用微量的交感神經阻斷劑(beta blocker)，可使心跳緩慢，當可減輕其心臟的負荷，於是讓病人服用10 mg 的propranolol。
果然不久，病人的心跳減緩，由115降至90，同時逐漸出現回生的徵兆。他繼續讓病人每隔六小時服用一次相同的劑量。結果，病人情況逐漸好轉，最後順利出院。病人並且在出院後，繼續服用beta blocker，生命又延長了七年。
這是一項非常令人興奮的結果，但因與傳統醫治方式逆向而行，不僅不被當時的醫界所接受，也不為馬大心臟科的其他醫師所贊同。
李醫師解釋說，充血性心臟衰竭 (CHF)就是心臟失去有效輸送血液的功能，使身體的其他部分將無法得到足夠的氧氣與養分，導致產生暈眩與呼吸急促等現象，也會致使一些日常活動如走路、爬樓梯或拿較重東西都變得很困難。這種狀況通常由高血壓或冠狀動脈疾病所引起。
由於心臟無法繼續使血液回到心室，肺或相關器官會因而水腫。身體為自動調和這種失調的現象，會使心跳加快，也因此加速心臟無力。他認為這時若讓病人服用微量的Beta blocker，舒緩病人的心跳，可以減輕其心臟收縮的壓力，使在生死邊緣掙扎的病人感到舒適些，因而情況獲得改善。
「但是那時，所有醫學院的學生都被教導beta blocker對心臟不好，用beta blocker醫治心臟衰竭是不當的作法。」 李玉琛 醫師說。
他的這項創見的投書或論文不被醫學期刊所採用，同時，他也無法說服馬大心臟科的其他醫師肯定他的治療方法。但是，他的臨床證實他的理論是正確的。在那位七十二歲的CHF病人被救活後，他又以相同的方法救治了另外五位患同樣病狀的病人。
1978年，他在紐約舉行的一項國際醫學會議中報告這項發現，強調降低心跳確實對心臟功能微弱的病人有所助益。然而會後，他的理論依舊沒有引起重視。
倒是在歐洲，另有一個人和他持相同的看法。1973年，一位名叫魏格斯坦醫師 (Dr. FinnWaagstein) 的瑞典心臟科醫師也發現beta blocker對治療心臟衰竭的病人很有幫助。他比 李玉琛 醫師晚一年發現這種治療方法，但比 李 醫師幸運的是他的論文得以在1975年的《英國心臟期刊》發表。
他的論文發表後，引起諸多懷疑，但魏格斯坦醫師繼續倡導這種治療方式，終於在二十年後獲得認定。
九十年代，與李玉琛共事的馬大心臟科醫師們開始正視beta blocker治療心臟衰竭病人的方法。其中，Dr. Michael Fisher 相當肯定beta blocker治療法，並公開倡導。另一位醫學教授Dr. Stephen Gottlieb更以四千名以上心臟衰竭病人為對象，著手進行一項國際性的醫學研究。
1998年，Dr. Stephen Gottlieb的研究報告正式出爐，證實採用beta blocker治療心臟衰竭病人確實較傳統的治療方法多了百分之三十五的存活率！Dr. Gottlieb並且公開表示：「這項研究成果是如此顯著，以致調查提早三年結束。如今，我們確信這種治療方式確實能救活更多的病人。
Dr. Gottlieb的調查研究終於引起醫學界的重視。爾後，更多的研究證實以beta blocker治療心臟衰竭病人能較傳統的治療方式多百分之四十的存活率。
數年後，醫學院的教科書在這方面皆予更新，美國心臟協會亦公開教育群眾有關用beta blocker治療心臟衰竭病人的好處，全球許多心臟醫師亦開始採取這種方式醫治心病人。
2001年，瑞典的魏格斯坦醫師捷足先登地以『治療心臟衰竭的最重大突破』，獲得沙烏地阿拉伯費瑟 (Faisal) 國王醫學獎。
2002年，馬里蘭州立大學公開肯定李玉琛醫師在1972年在治療心臟衰竭病人上作了重大的貢獻與突破，李玉琛醫師長期服務的馬大心電圖研究室亦以他的名字「Dr. Yu-Chen Lee」命名。此外，2002年冬季馬大醫學院發行的季刊亦以李玉琛醫師
為封面，該期的專題報導《真相還原》即介紹李玉琛醫師與回顧beta blocker 治療法的歷史。
這項榮譽遲來了三十年，這時的 李玉琛 醫師已經七十七歲，自馬里蘭州立大學退休十四年。
淡泊明志、寧靜致遠
1988年，李玉琛以正教授身份自里蘭州立大學退休。退休後，成為馬大的榮譽(Emeritus) 教授。
一直到他退休那年，他的beta blocker治療法仍未被醫學界接受，他也沒有享受過大師的盛名。但既使如此，他依舊工作不懈，繼續發表在回音心圖與心電等方面的醫學論文，也出版了一本有關回音心圖的教科書。
同時，他並且是馬大醫院裡公認的好醫師。美籍記者Larry Roberts在《真相還原》一文中，曾訪問馬大心臟科的其他醫師，談他們對 李 醫師的印象。
其中，Dr. Philip Mackowiak 說：「 李玉琛 醫師是位非常優秀的醫師，也是位好老師，工作態度極為認真，足以為所有住院醫師的楷模。作為一個心臟科醫師，他的診斷十分準確，不在無謂的地方打轉。」
另一心臟科醫師Dr. Gary Plotnick 說：「 李 醫師的診斷相當精準，而且大家都看得出他與病人相處時，總神情奕奕。他一邊替病人作檢查，一邊與病人親切地話家常。病人們都喜歡和他談話。但是， 李 醫師從不宣揚自己，以致未得到他應有的稱譽。」
這話傳神地道出 李 醫師身邊的人對他的感受。 李 醫師的弟弟與好友都覺得在講究行銷的美國社會裡，忠厚客氣的李玉琛難免吃些虧。在我們聚會裡， 李彥輝 醫師就帶點打抱不平的語氣問 李玉琛 醫師說：
「為什麼馬大拖那麼多年，才給你升正教授？」
「Well，」李玉琛笑了笑，說：「醫學院裡也有些人一輩子只做到副教授。」
「可是，你的表現卓越，大家有目共睹。」
李玉琛醫師還是微笑，沉吟一下後，說：「我與內科主任關係不是很好。」
「是不是你們心臟科主任也待你不好？」他的弟弟李玉方說。
「不是。」李玉琛搖搖頭，不徐不疾地說：「我們心臟科屬於內科，內科主任是後來才從外校轉來，來了之後，與心臟科主任水火不容，連帶也對我不友善。」
「可是，你們心臟科主任不也很強勢嗎？」李玉方又說。
「他喜歡居功。」 李玉琛 醫師說：「我們合作過研究，一起發表過幾篇論文，我讓他就沒事，所以兩人交情並不壞。」
「但馬大不該拖那麼久才給你升正教授。」 李彥輝 醫師還是回到原點。
「That's OK(沒關係)。」 李玉琛 醫師依舊一副與爭無爭的樣子。
「你現在才這麼講，」他弟弟說：「不信你當年不在意。」
「呀，我曾有過失望，」 李玉琛 醫師承認道：「但又能怎樣？」
「因為無論如何，你還是個受人尊重的醫學教授與醫師，」我說：「每天十分忙碌，縱使有失望或不愉快，也就把它擱一邊，忍了下來，是嗎？」
「沒錯。」他點頭道。
「但你發現beta blocker治療法的功勞也被瑞典的 那位 醫師拿去了。」 李彥輝 醫師又說：「事實上，你比他早一年發現beta blocker對心臟衰竭病人有助益治療。」
「但是當年沒人相信我。」李玉琛說。
「馬大後來不也公開認定你是beta blocker治療法的始祖？」我揚著手中的季刊說。
「對。」 李 醫師說著起身回房，然後捧著一本厚厚精裝的馬大醫學院兩百週年紀念專輯，翻開其中一頁給我看。上面有李玉琛的照片以及他在1972年發現beta blocker治療法的文章介紹。
「這項榮譽真是遲來了三十年。」我嘆道。
「只要醫學上記載我的beta blocker心臟衰竭治療法方是正確的就好了。」他說。
李玉琛醫師於1988年自馬大退休後，大巴爾的摩區的數家醫院紛紛借重他的長才，聘他去看病，馬大醫院亦常請他回去幫忙，使他繼續行醫不輟。
他自二十五歲即開始行醫，直到七十多歲才完全退休，懸壺濟世達五十年，皆一本初衷，時時以作一個好醫師為己任。
遙遠的鄉情
大約始自五年前，李玉琛有時會到我們的太極班，與大家一起打拳。他那時已自醫界退休，予人的印象是一位十分和善的長者。
我們的拳術皆不精，與其說打拳，毋庸說一起作運動；休息時，便一起坐在台階上聊天。他與我談了好幾次話，卻鮮少提他在醫學上的成就。倒是有一回，他發現我們中的一位是他台大醫科同學的么妹，很高興，我們就對他說，我們全都是他的妹妹。
他待人很客氣，見我們不時帶些點心到班上一起分享，便請他太太烤了一個大蘋果蛋糕，帶來請我們。他與Gretchen結婚五十週年時，還請我們全體到他家附近的餐館吃飯。
一直到 李彥輝 醫師邀我到 李玉琛 醫師家作訪談時，我方知他在治療心臟衰竭上有如此重大的創見與貢獻。後來，我又到 李 醫師家一次，作更深入的談談。那回，他太太回德國探親，請他的姪女西薔自波士頓前來照顧他。結果那回，他談最多的是年輕時與葉盛吉交往的那一段。
「你後來有沒再回台灣？」我問。
「有，」他說：「我曾分別應邀到台大與台北醫學院演講，也曾應行政院之邀，回台參加國建過。」
「此外，我還到過北京，參加他們主辦的醫學會。」他又說。
「你到中國尋根，有沒有認同它是你的故鄉？」
「沒有。」他搖頭笑道。
「那台灣呢？你是否對台灣還有感情，對往事還有懷念？」
「有。」他點頭道：「可是，我沒(對台灣)做什麼。」
「你還有親人在台灣嗎？」
「有，還有弟弟妹妹。」他微微一笑，又道：「他們沒有我，也過得很好。
李玉琛是台灣人到美國行醫的拓荒者之一。五十年代，在美國的台灣人少，行醫的人更少，那時到美國考察或作短期研究的台大醫師們大都會去看他。
六、七、八十年代是李玉琛最專注於醫學的歲月，也是他的家庭生活最熱鬧的時期。他與Gretchen生育了一女二男。老大伊利莎白(Elizabeth) 自小在家看爸爸照顧病人，耳濡目染，也喜愛醫學，長大後 常陪李 醫師到醫院工作，也畢業於馬大醫學院，如今是德州貝勒 (Baylor) 醫院的心臟 麻醉 醫師，令 李 醫師十分欣慰。
他的姪女邱西薔於1965年到馬大藥學院唸書，四弟李玉方亦在1969年抵達，成為李玉琛在巴爾的摩最近的親人。此外，苗栗通宵也有幾對李姓族人陸續到巴城定居。 李 醫師熱心照顧親人，逢年過節邀請大家在他家聚餐，熱鬧一時。
時光不知不覺地飛逝，整個大環境亦隨之改變。早年，李玉琛要找相同膚色的人講話都難；後來，台大校友會、新竹中學校友會、台灣人醫師協會、同鄉會、客家會…等台灣人社團林立，活動頻繁，但他顯然已成為眾鄉親的「前輩」，想找和他一起談往事的人也不多。
生命的河川繼續向前流，流過急流後是寂靜。九十年代， 李 醫師的台灣訪客漸漸減少。隨後，孩子們也陸續離家。如今，他與Gretchen相互廝守，整理庭院、種花蒔草成了最愛。
「感覺上，」我望著他，徐緩地問：「你到我們太極班來，像在尋找一份遙遠的鄉情，是嗎？」
「沒錯。」他點頭道。
他是個給予 (giving) 的人，覺得自己沒對故鄉盡份心力，內心有些遺憾。當年沒回台灣，有出於大環境的無奈，也有些是自己的選擇。
「一切都將成過去。」他說。「一切」大概該是指才情、努力、榮耀、財富、成就與聲名。
「但你留下醫者的風範。你從小立志當醫生，長大後確實身體力行，仁心濟世了五十年。」
「呀。」他笑了笑，然後說：「謝謝你來看我，我真的沒(對台灣)做什麼。」
「你看來很累了，需要休息。」
「我要請妳到外頭吃飯。」
「不用，謝謝。」我說：「你回房休息，我和西薔說幾句話後就走。」
「不要走，」邱西薔自廚房探出身來，說：「我已弄好午餐，我們三個人簡單在家用飯。」
餐後， 李 醫師站在門口送我。和煦的陽光照著他夏季日日整理的花園，然已是晚秋，花兒都謝了。我進了車，把車倒出車道時，他仍站在門口朝我揮手。時至今日，那瘦瘦高高的身影與和善細膩的醫者形象依然留在我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