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楊遠薰部落格 http://tw.myblog.yahoo.com/overseas-tw
李正三說，他讀陳水扁的「台灣之子」一書，感覺非常親切，書中敘述的許多景象，都是他童年生活的寫照。正因為自己在那種環境下長大，對阿扁的力爭上游，感受特別深刻，也因此在阿扁競選台灣總統期間，組織了「紐約紐澤西阿扁之友會」，全力挺扁。
事實上，李正三的童年，不僅貧困，而且還有二二八的陰影。他的父親李鹿因為涉及二二八事件，逃亡七年，家人連帶地跟著吃苦受難，子女的教育、婚姻與人生都受到影響。數十年來，身為二二八的受難家屬，他一直想從那陰暗的環境掙脫出來，對二二八事件採取不去想也不願提的態度，一直到1996年初，回台探視老邁的父親，與父親隔著三夾板分房而睡，半夜裡聽著父親的鼾聲，想起童年的際遇，一時百感交集，因而下床寫下《童年的回憶－ 家父參加二二八》一文。數日後，他到台北新公園參加「二二八紀念大會」，將這篇文章的影本傳給其他受難者家屬，才將這段慘痛的遭遇公開。
從一貧如洗的台南鄉下孩子，到目前在美國創業有成的企業家，李正三將成就歸於努力與機緣。他說，他一生中得到四個恩人的提攜，永遠感激，他的婚姻美滿，兩個兒子都有很好的發展，他十分珍惜，目前但願能夠奉獻餘生，多做一些有益台灣及台美人社區的事。
二二八的童年回憶
李正三是台南學甲人，父親李鹿原本在學甲廟口經營西藥房，二次世界大戰末期，由於美軍密集轟炸台南，就將西藥房關掉，全家疏散到偏僻的七塊厝去。他在鄉間耕作兩年多，很想做點事業，於是在宗親建議下，買了幾部木製的織布機及一些梭子回來，準備開一間小型的織布廠，時值1947年，大約在 三月三日 或四日，他向家人說要到台南買棉紗，從此一去多年未歸。
經過許多年，李正三長大後，才知道事情發生的經過。原來那時二二八事件正發生，他的父親和同村一位曾經被日本人徵調到中國當通譯的李明珠一起開了部裝有馬達的「力阿卡」，到嘉義探聽消息，正好遇到一位曾經參加中共兩萬五千里長征的張志忠。張志忠請他們留下幫忙，李明珠說他有事要先回去，留下李鹿一人隨著張志忠到朴子一家旅社過夜。
到了旅社後，李鹿發現另有一隊曾被日本人徵調到南洋當兵的武裝青年已在那裡。第二天清早，張志忠請李鹿帶路，和這些武裝青年分乘四、五輛卡車，從嘉義經鹽水、學甲、蕭瓏糖廠、佳里北門區衙署、麻豆庄役場、總爺糖廠、下營鄉公所，最後到新營的台南縣政府，一路搶劫金庫及槍械，搶到一些錢財及幾十枝生銹的長槍。李鹿因為在第一部卡車上，行經學甲時，被人認出，他聽到有人喊：「李鹿在車上」，知道身份已被暴露，所以國民黨的軍隊一到，就機警地逃走了，以後七年，家裡一直生活在愁雲慘霧中。
事情發生那年，李正三剛滿八歲，有一個大姐和兩個妹妹，還有一個七十五歲的祖母，父親逃亡期間，一家六口全靠母親維持家計。他的母親是個童養媳，不識字，除了耕種薄田外，還得外出幫傭，藉賺取工資貼補家用，即使如此，家中還是常有斷炊之虞，需靠舉債度日。他在「童年的回憶」一文中敘述：「家裡難有白米飯下鍋，衣褲也只穿一件，沒有所謂的內外衣或內外褲之分，而且補補縫縫，只要乾淨就可以，上小學時大都打赤腳，念中學時一雙布鞋穿了很久，有時大姆指把鞋頭戮破了，也用粗線縫起來再穿。」
除了貧窮外，他們還得忍受情治單位的騷擾。警察經常三更半夜到家裡全面搜索，用手電筒照遍屋裡的每一個地方，包括牆角、櫥櫃、甚至床下，還翻箱倒篋，任意拿走東西，並且把他們從床上拖到門外去，厲聲問：「爸爸有沒有回來？」兩年半後，也就是1949年的十一月，媽媽生了三妹，不久就被警察帶走了，理由是爸爸一定回過家，媽媽「知匪不報」。那年他才十歲，獨自帶著外祖母做的飯菜，搭乘興南客運車到佳里衙署探監，看到媽媽被關在牢裡，非常心酸，不禁嚎啕大哭，但卻因為無力繳付新台幣兩百元的保釋金，只得讓母親再被關一個星期。這段期間，三妹沒有奶吃，他和大姐將糕餅打碎，沖著開水餵她，提起這段刻骨銘心的往事，李正三說他永生難忘。
他又說，父親是一個很有正義感的人，卻一生為了正義付出龐大的代價。父親二十七歲時，因為參加「農民組合」，捐款給「赤色救援會」，入獄四年；三十七歲時，又因為涉及二二八事件，逃亡七年。逃亡期間，依靠磨刀為生，到處流浪，當時二二八事件逃亡的人，有些走投無路，接受台共的接濟，有些在思想上被台共吸收，變成共產黨員。父親熟識的人如張志忠、季雲、李明珠、李媽兜和蔡孝乾等人都先後被捕，除了蔡孝乾歸案外，其餘的人皆以匪諜的罪名被槍斃。父親逃亡了七年，終於出來自首，由於自首時如有隱瞞被發現，仍會被槍斃，只好將逃亡的行蹤全面供出，連累到曾經幫助過他的人，有兩個朋友因此被判刑坐牢五年，所以父親在自首後遭人冷眼，而情治人員依舊尾隨，這就是那個時代的悲哀。
努力向上改變命運
在這種環境下，他的大姐和大妹雖然成績很好，卻都無法升學，小學畢業後，就去學裁縫，藉幫人做衣服貼補家計。他自己本來也無意升學，小學四年級時，唸的是放牛班，那時的級 任 老師陸遜覺得他的資質很好，若不栽培，實在可惜，於是特地造訪他家，勸他的母親讓家中惟一的男孩升學，就這樣他在放牛班唸了半年，才轉到升學班去。 陸遜 老師改變了他的命運，是他生命中的第一個恩人。
小學畢業後，他唸北門初中，初中畢業，考上台南師範學校。當時的師範學校因為是公費，畢業後又有教書的鐵飯碗，所以成為許多學生爭相報考的明星學校。他考上台南師範，自己也覺光彩，每天穿著繡有「南師」兩個字的校服，深深引以為傲，當時暗自心想：希望將來結婚的對象，也是個師範畢業生。
從台南師範畢業後，他到高雄左營的明德國小教書，當時學校的人事室要老師們三個人一組聯保，他得找其他兩位老師作保，可是當同事們知道他的二二八背景後，竟沒有人要和他聯保。這件事帶給他很大的打擊，他心裡覺得父親的參與二二八，像一個抹不掉的記號，永遠跟著他的人生走。
在高雄時，他一邊教書，一邊自修，兩年後，報考大專聯考，如願考上師大歷史系，再度享有公費生的待遇。那時，無論在師範學校或師範大學唸書，教官都極力拉攏學生加入國民黨，如果學生未入黨，會一個個被找去「懇談」，但這種情況不曾發生在李正三身上，他心裡明白這是父親參加二二八事件的緣故。直到在師大快畢業時，才經由朋友的介紹，加入國民黨。他說，幸好那時入了黨，否則以後根本無法出國。
師大畢業後，他到高雄鼓山國中服務一年，也在這段期間結婚，然後去服兵役。服役期間，有一天，忽然接到師大助教王啟宗的來信，要他退役後到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向郭廷以所長報到，那時真是喜出望外，原來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其時正和美國的匹茲堡大學合作，共同進行一項「比較中國和德國現代化」的研究計劃，需要有人從事「晚清社會群眾運動」的研究。當時郭廷以所長身兼師大文學院院長，於是在師大歷史系裡挑選成績優秀的畢業生來擔任，就這樣找到了李正三。對李正三來說，這是個夢寐難求的機會，一個從前在南部鄉下唸放牛班的孩子，居然能夠到全國最高的學術研究機構作研究，真是可遇不可求。因此，他特別感激 郭廷以 老師的提拔，稱他為生命中的第二個恩人。
在他們的研究計劃裡，社會群眾運動分偶發事件（Incident）、案件（Case）與運動（Movement）三種，依參與人數的多寡、時間發展的長短、與運動規模的大小歸類。李正三在中研院代史所的工作就是與其他五位同事共同研讀四十八大冊的「大清歷朝實錄」，從中找出自嘉慶元年至宣統三年間發生的所有變亂，然後依社會群眾運動的準則加以歸類。他和主持這項研究計劃的美國匹茲堡大學教授楊慶坤共事一陣子後， 楊 教授幫他申請到匹茲堡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的全額獎學金，他因此獲得機會到美國留學。這是他人生的另一個重大轉捩點，因此稱 楊慶坤 教授為生命中的第三個恩人。
拿到美國匹茲堡大學的I-20表格和獎學金證明後，李正三立刻申請出國，但竟遲遲不見核准，他知道這又是那個尾大不掉的二二八惡魔在作怪，只好到處拜託位高權重的人幫忙。他的父親帶他去見 谷正文 先生，可是 谷老 先生反倒叫他不要出國。他去找中央研究院的王世杰院長寫保證書，王院長正好不在，代理總幹事 李亦園 先生問他如何證明他是個愛國的人？他拿出國民黨的黨證給他看， 李 先生方為他寫了封「忠黨愛國」的保證書，他也因此才能出國。這種刁難使他暗自思量：將來若有機會，他要離開台灣，擺脫二二八的魘魅。後來，他在美國定居，曾有許多次試著為父親申請來美探親，都遭到「緩議」處置，一直到父親七十四歲那年，國民黨才放行。
六十年代的愛情故事
值得慶幸的是，他的愛情與婚姻並沒有受到二二八的影響。認識阿雪，是他一生中最快樂的時光，他們的頭次約會，就像六十年代台灣愛情小說中的描述。李正三說，由於李家三代單傳，大學快畢業時，家裡就很希望他趕快成家生子，以便傳宗接代，這時牽線作媒的人不少，其中有個朋友介紹高雄女師畢業的阿雪給他。他看了照片，覺得女孩長得很可愛，同樣出身農家，而且又是個師範畢業生，砰然心動，於是開始認認真真地寫信給阿雪。
兩人通信半年多，終於利用師大畢業旅行南下高雄時，約好第一次見面。因為怕認錯人，事前講好見面時，彼此要穿什麼衣服，男的手裡還得拿著一份報紙做記號。就這樣，兩人在高雄火車站見第一次面，然後一起去看電影，電影演到一半，忽然發生地震，真是天賜良緣，女孩一驚，立刻牽著男孩的手往外跑，這一牽就牽出戀情來，一年後，他們結了婚。
他們婚後的情況也非常的六十年代台灣式。李正三去當兵，阿雪留在高雄教書，住在正三的姐姐家。她懷了孕，接近臨盆時，先寫好信，告訴在軍中服役的丈夫：「孩子要出生了。」然後貼上郵票，等鎮痛開始，由大姑送她往醫院生產的途中，把信投到郵筒裡，正三接到信後，再向部隊請假，回家看她和剛出世的兒子。
第二次生產也是同樣的情況，那時李正三在南港中央研究院做事，房租相當貴，只賃個小房間住，阿雪仍然留在高雄教書，兩人南北相隔，因為長途電話費很貴，彼此仍靠信箋寄相思。同樣在將近臨盆時，阿雪寫好信，在鎮痛開始往醫院生產的途中，把信投到郵筒去，等正三接到信後，再回家看她和新生的嬰兒。阿雪笑著說，在那個保守的年代，生產時丈夫不在身邊，產房的護士都拿異樣的眼光看她，當她是未婚生子。
後來李正三到美國留學，因為正三的父母住台東，阿雪就帶著兩個稚齡的兒子搬到台東，和公公婆婆同住。李家一向人丁單薄，多了兩個白白胖胖的孫子，祖父母自是滿心歡喜，因此婆婆熱心地幫忙帶孩子，阿雪繼續教書，一家大小魂牽夢縈的就是那個遠在美國留學的正三。
阿雪一直等到李正三在匹茲堡大學拿到社會學碩士，在紐澤西的一家餐廳打工時，才把孩子交給公公婆婆照顧，自己買了一張機票，帶著僅有的一百塊美金，獨自飛到美國探望丈夫。兩人這時都已結婚七年了，才第一次生活在一起。
李正三在1968年出國時，向親友借了一千塊美金，到了美國後，立刻把這一千塊錢寄回去。他在匹茲堡大學唸研究所時，每個月可以領三百元獎學金，他自己用兩百元，寄一百元回家。兩年後，拿到碩士學位，因為唸的是社會學，找不到工作，又不想回台灣，只好先到紐澤西求發展，暫時在一家餐館打工。
阿雪千里迢迢來看他，夫妻好不容易才聚在一起，卻為生活無著愁。當阿雪正猶豫是否要回台灣時，對他們很照顧的一位同鄉蔡其芳的太太張秀貞說：「在美國，只要肯做，餓不死的。」就憑這句話，她留了下來。
不久，她找到一份工作，替一對香港來的夫妻全天照顧兩個小孩，他們讓她和正三免費住在地下室，還付她二十元的工資。那時，她心裡想：人家願意提供地方給他們住，已經很好了，於是又把二十元工資還了回去。
接著過了一年，兩個兒子終於獲准到美國和他們團聚。那段時日，阿雪先到成人學校上課，然後出去做事，李正三繼續在餐館打工，由於工作無著，兩人心情都很苦悶。阿雪說，孩子那時已經上小學了，問爸爸在做什麼，她都不願意回答，因為他們在台灣時，爸爸在中央研究院上班，媽媽在學校當老師，看起來很像一個知識份子的家庭，到了美國，一切從零開始，大人心理都還調適不過來，要她說：「爸爸在餐館打工」這句話，實在說不出口。
李正三說，他從小有很多志願，要當老師、要當科學家、、等等，從來沒想過有一天要開餐館。剛開始在餐飲界做事時，心裡的確很掙扎，但那是當時惟一的活路，沒料到後來竟在餐飲界發達，投資人爭相和他合夥，餐廳一家接一家地開，說來也是無心插柳柳成蔭，人生的際遇有時真由不得自己。
經營日本料理店
1974年，李正三在餐館已經工作了四年，因為有兩個小孩，便想辦法去買了一棟房子，但是職業上仍然沒有頭緒，心情依舊苦悶，就在這時，他遇到了生命中的第四個恩人－陳金鐘社長。
陳金鐘是日本的餐飲業鉅子，那時在日本已經擁有八十五家「元祿壽司」日本料理連鎖店，1974年到美國旅遊時，李正三透過朋友郭正昭的介紹，認識了陳社長，請他到家裡玩。陳社長停留在美國的期間，經郭正昭的一再鼓勵，決定在紐約帝國大廈附近開設第八十六家的「元祿壽司」，當他在物色經理人選時，覺得李正三為人務實可靠，家庭看來也不錯，雖然沒有經營日本餐館的經驗，仍然可以重用，於是聘請李正三當紐約「元祿壽司」的經理。這對正三來說，無異開了一條活路，他因此特別努力學習，餐館也在他的用心經營下，逐漸有了業績。
「成功靠努力，也靠機緣。」李正三說，1976年，台灣開放觀光，大小旅行社紛紛組團到紐約旅遊，一到紐約，一定會去參觀帝國大廈，當大夥人中午正不知到何處用餐時，看到「元祿壽司」的招牌，如獲至寶，於是一窩蜂地湧向他的飯店。那時，「元祿壽司」將壽司放在流轉的輸送帶上，由客人自行取用，看起來好吃，吃起來合胃口，客人都很高興，於是台灣旅行團裡開始傳開「紐約帝國大廈旁有一家日本料理店」的口碑，餐館的業務蒸蒸日上，李家在美國的生活也因此安定下來。
「餐館的事我什麼都會，只有一樣不會，就是不會作菜。」李正三笑著說，「通常『元祿壽司』星期日不做生意，但有一次，一個旅行團事先訂好星期天來吃飯，我只好一早到餐館，在廚房東切西炒忙上半天後，再到外面招呼客人。結果客人一吃完飯，領隊就拉我到旁邊，低聲說：『你要注意你的廚師，要他改進廚藝，米粉太鹹了。』等客人一走，我趕快嚐一口自己的傑作，哇！果然是鹹！以後再也不敢大意獻醜。」
「元祿壽司」的房契一簽十年，原先一年租金美金五萬，契約期滿後，竟跳升至十七萬，收支很難平衡，為謀生計，他必須另作打算。這時候，阿雪見家裡附近的柳溪商場（Willow Brook Mall）速食部裡有一個小攤位出租，就和正三商量，兩人決定自己創業。1982年，他們在柳溪商場租下一個攤位，開起「富士壽司」，因為地方比較小，無法用輸送帶流轉食物，但生意仍然很好，奠下了創業的基礎。
接著，新澤西中部二十二號公路上有間餐廳出讓，地點很好，餐館本身和停車場都很具規模，他們就將地方買下，再邀請幾個好友一起投資，那時日本電影「將軍」正在美國風行，於是將這家日本料理店取名為「將軍22」，在1984年三月開幕，不久，營業的狀況就顯得很好。
朋友見他經營的餐廳每家都賺錢，都爭相要和他合夥開餐館，於是在1985年十二月，十八號公路上的「將軍18」開張，1986年七月，北部Fairfield的「大阪」日本料理店開張。1988年九月，二十七號公路上的「將軍27」開張，營業的面積一家比一家大。李正三說，他前前後後一共開了十二家餐館，只有一家叫「會賓樓」的中菜館不賺錢，其餘每家都賺錢。
因為事業成功，很多人都向他討教經營餐館的祕訣，他說祕訣說穿了，其實大家都懂，就是必須掌握住經營餐館的幾個基本原則：一是貨品要好，食物一定要新鮮。二是服務要好，要給客人親切週到的感覺。三是地方要乾淨，必要時得花錢整修。四是價格要有競爭性，不能高出其他同行太多，每隔一陣子，要檢視菜單，適當調整價目表。
商界裡，好朋友一起投資，到後來反目成仇的例子很多，但是李正三多間餐館的合夥人加起來一共十多位，十多年來倒也相安無事，因此也有很多人向他請教合夥投資的要點。他說，他其實只有兩個要點：一是不貪，有利潤大家分享，不招致閒話。二是神經粗，對很多事情不計較，凡事讓人一些，就相安無事。說來，這兩個要點就是他的處世原則，所以這些年來，他活躍在台美人社區裡，始終給人敦厚信實不生風波的感覺。
有情有義的社會
1996年二月，他回台灣參加「二二八紀念大會」，是他生命中的另一個重大轉捩點。那年2月28日，李正三以受難者家屬的身份，到台北新公園參加第一屆「二二八紀念大會」。在紀念會中，想起父親為了二二八顛沛流離，全家跟著吃苦受難，不禁悲從中來，當場放聲大哭，數十年來深埋在心底的痛苦與委屈全部傾囊而出，任憑哭聲宣洩。那次參加二二八紀念大會歸來，他的心情竟有說不出的平靜，自此走出心繭，積極參加台灣人運動。
1997年二月，俄亥俄州的魏妙圭在辛辛那提舉辦二二八紀念會，請他去演講，這是他第一次公開講述自己的二二八經歷。接著，聖地牙哥也舉辦「二二八五十周年紀念大會」，他也去參加，當天的主講人是二二八事件的受難人王育霖的兒子王克雄，因故晚到，主持人臨時請他講幾句話。李正三說，因為心理上沒有準備，結果講起當年的遭遇時，竟在台上激動地泣不成聲，久久不能自己。
1998年，李正三擔任「紐約台灣同鄉會」的理事，那年二月二十八日，他在紐約台灣會館舉辦「二二八國殤日紀念演講會」，邀請了二二八事件的受難人阮朝日的愛女阮美姝，以及六十年代在費城鼓吹台灣獨立運動的「費城三傑」盧主義、陳以德和林榮勳的遺孀童靜梓女士等前來演講，整個會館坐無虛席，氣氛哀傷，與會的同鄉也一起感染到二二八事件的悲難。翌年二月二十八日，他再度舉辦「國殤日紀念演講會」，邀請二二八的另一受難人張七郎的孫子張文滿前來演講，情況同樣地感人。
1999年，李正三首度出任「紐約台灣同鄉會」會長，2000年時再蟬連一任。他任會長期間，時值台灣發生「九二一」大地震，隨後又有如火如荼的台灣總統選戰，因此同鄉會活動不斷，從賑災捐款、感謝遊行、到各種支援阿扁競選的募款會、演講會與造勢會，接二連三，台美人的社區因此顯得格外蓬勃。
李正三對陳水扁情有獨鍾，他說，第一次見到阿扁，是在1996年，陳水扁當時以台北市長的身份參加在新公園舉行的「二二八紀念大會」，留給他很深的印象。後來知悉阿扁同樣來自台南鄉下，同樣出身貧苦農家後，對他的力爭上游，更有說不出的親切感。2000年台灣總統選戰展開後，比起其他兩位候選人的優越家世與曖昧的政治立場，他相信陳水扁更能體恤百姓的疾苦，更會為人民服務，為台灣開活路，因此決心挺扁。
十月間，在紐約僑界名人蔡仁泰的力荐下，李正三廣發邀函，在「將軍27」餐廳舉辦「紐約紐澤西阿扁之友會」成立大會，結果各界人士齊集，挺扁士氣如虹，「阿扁之友會」順利成立，隨後在十二月舉辦林義雄的「感念之宴」募款會，接著又展開一連串的競選募款與造勢活動。李正三的親和力強，人脈又豐沛，每次活動都準備得很周詳，每次募款都身先士卒，因此造勢的氣氛很熱烈，募款的成果尤其達高峰。選前一個月，他更特別組助選團回台，拼命替阿扁拉票。
陳水扁的當選總統，為台灣帶來新希望，也令許多出錢出力的台美人有一份「與有榮焉」的快感，「畢竟我們從那裡來，我們關心那地方」。回到美國後的李正三有許多計劃，他除了將主辦2001年的「美東台灣人夏令會」外，也希望能夠作些「本行」的事，從事口述歷史的寫作。
早在數年前，他即與好友林忠勝一起成立「台灣口述歷史研究室」，陸續發表了「李天福與蔣廷黻」等十來篇文章。他常在經營餐飲事業與熱心社區活動之間，盡量抽時間從事筆耕，期待日後有較充裕的時間，做他喜愛的文史工作。
回首這一生，他認為最大的成就是擁有一個美滿的家庭，他的太太阿雪不僅是他年輕時的戀人，事業的得力助手，更是他最好的人生伴侶，他的兩個兒子學有專成，全家感情很融洽。「知恩是情，珍惜是福」，來自一個貧窮且被人異樣看待的家庭，他對今日的擁有，覺得很滿足，他說，如果還有令他牽掛的，就是那個方向未明的故鄉。
眼見台灣的國際處境如許困難，新政府施政的阻礙如許龐大，李正三說：「展望未來，台灣的出路其實只有一條，就是民主獨立，真希望島內的人能夠很快地看清楚這個現象。」
他最後語重心長地說：「父親年輕時為了公義付出慘痛的代價，但願這段歷史永遠成為過去。如果我有夢想的話，那就是希望台灣能夠成為一個有情有義、有公道有是非的地方。」
楊遠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