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一個八歲到美國的小移民，而且是跟祖母單獨生活在一起。他說：「你能想像一個六十八歲的台灣阿嬤，帶著八歲的孫子，單獨在美國生活，是什麼樣的情景嗎？有些情況實在有意思，譬如說，我到學校唸書，英文看不懂，回家問阿嬤：『這字什麼意思？』阿嬤受過日本教育，趕緊查日英字典，再用台語解釋給我聽。這就是我們頭幾年在美國生活，時常發生的事。」
為什麼會有這種情形？這得從他的姓說起。林志文的父親是楊忠正先生，他的哥哥弟弟都姓楊，只有他姓林，因為他自出生後，就過繼給林家，繼承香火。原來志文是林秋菊的大姐秋棠的第二個兒子。林家三姐妹原本有個大哥，不幸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末期，被日軍徵召陣亡。林家二老非常傷心，因此秋棠婚後所生的第二個兒子，便成了林家的命根，自小和祖母住在花蓮。
一九六八年，寡居的祖母移民美國，帶著小志文同行。他們在秋菊阿姨家住了四年，個性獨立的祖母便帶著他搬到海德公園，單獨居住。兩年後，他的媽媽帶著哥哥來，和他們住一起。又過了兩年，弟弟也來了。
「爸爸是最後出來的一個，因為他在台灣電力公司上班，一直工作到退休。」志文說：「那些年，媽媽好辛苦，因為三個男孩經常把一個家，搞得天翻地覆。」
隨著環境不斷地變遷，志文的適應能力變得很強，同時也習慣周遭多元的文化。
他笑著說：「我們一家講好幾種語言，媽媽到芝加哥後，在日本人的教會當音樂總監，秋菊阿姨則一直在華人教會當音樂總監。我們在家講台灣話，用台語讀聖經、禱告、唱聖詩。但是祖母和爸爸、媽媽、甚至阿姨、姨丈講日本話，因為他們受日本教育。我和哥哥、弟弟、及表妹們講英語，因為我們在美國長大。」
「我從小就在一種什麼都是、也什麼都不是的環境下成長。」他接著說：「台灣人覺得我是美國人，因為我講美國腔的英語。美國人覺得我是台灣人，因為我有一張東方臉孔。第一代覺得我是第二代，因為我自小在美國長大。但美國法律認為我也是第一代，因為我不在美國出生。但這些對我都不是困擾。因為我瞭解我是一個台裔的美國青年，我以我的根為榮。」
長大後，多元的文化背景成了志文的獨特資產。他能講流利的台語，熟悉第一代的想法，與第一代們暢談無礙。在這同時，他也是第二代們的小哥哥，與第二代的孩子們玩在一起。
他自到芝加哥後，就年年跟著祖母、阿姨和姨丈參加中西部台灣人基督徒夏令會。就讀高中時，即開始帶領芝加哥教會的亞裔青少年團契。
一九八○年，基督徒夏令會的最後一次理事會在楊忠正家召開，決定將基督徒夏令會改為青少年夏令營。那年，志文二十歲，是香檳城伊利諾大學化學系大三的學生。
隔年，第一屆TAF夏令營創立，林志文帶領一大群芝加哥的青少年前來參加，帶給大家很大的鼓勵。
「但一直到一九八六年，」甫良姨丈說：「芝加哥的孩子們風聞到TAF夏令營可能停辦，公推他出面與第一代協調，大家才發現他是兩代之間的一個很好橋樑。以後，他的領導能力就深為第一代們所器重。」
展露領導才能
林志文大學畢業後，在一家化學公司任職，同時繼續帶領芝城教會的亞裔青少年，也因此與全美基督教青年中心領導人史密斯成為好朋友。
一九八七年，卓甫良接掌TAF會長後，經由林志文的介紹，邀請史密斯到TAF夏令營當講員。結果史密斯的演講深受大家喜愛，不僅隔年再度應邀到夏令營講演，並且在一九八九年時，應陳植哲會長之請託，為TAF作了一番全盤的評估。
當時，史密斯在報告中強調， TAF若能順利傳棒，未來大有發展可能。這項評估引起第一代們的探討。隔年，盧志華教授接任會長，開始啟用林志文、David Chiou、Andy Chen、Daniel Lu、 Hochi-Tsai和John Chen等多位第二代青年，擔任夏令營的輔導員和協調人等職務。
在這段期間，林志文本身也遭遇到一些人生的轉折。他大學畢業後的第三年，最親愛的祖母蒙主恩召，帶給他無限哀思。在這之前，他因在公司的表現獲得肯定，被派往德州達拉斯，擔任分公司技術服務部的經理，因此離開自小長大的芝加哥。
他在達拉斯，遇到來自香港的凱西﹝Kathy﹞。兩人情投意合，進而締結連理，爾後生了兩個活潑可愛的兒子約書亞﹝Joshua﹞和馬太﹝Matthew﹞。
「可惜阿嬤沒有親眼看到志文結婚。」時隔多年，秋菊阿姨仍如此感嘆：「她如果看到愛孫娶了這麼一個好太太，替林家生了兩個白白胖胖的小壯丁，不知有多高興！」
「志文的長處是人緣好，講話很有說服力，深具協調的能力。他在九十年代，與行政能力很強的David Chiou形成很好的團隊，積極帶領夏令營的各種活動，以致激發更多學員的參與，對轉變中的TAF，發揮非常正面的影響。」甫良姨丈說。
林志文在二○○一年擔任TAF會長後，繼續提攜更年輕的後進，如Bernice Tsai、 Christian Shay、 Jessica Chang、丁怡賓﹝Lester Ding﹞、 Morris Lee 、林宜如﹝Carol Lin﹞等等。
「許多孩子很熱心，主動為夏令營提供不少好點子。」他說：「譬如Sylvia Chen 提議的『大哥哥姐姐』制度，由青年組的學員認養少年組和青少年組的學員為弟妹，一起野餐、談心，便是一個很溫馨的活動。」
「現在服務TAF的第二代大約比我年輕十多歲，」他笑了起來，說：「跟他們相比，我都快成上一輩了。我們的第二代很優秀，很多畢業於美國著名的大學，在社會上也很有成就。更可貴的是，他們都有一顆認同台美人的心和奉獻TAF的熱忱。」
TAF的四大主題
年輕一代接棒後，重新整理第一代的思維，然後以新的語言，有系統地表達出來。論述能力很強的林志文提起TAF的理念，明確地指出：「TAF的任務在教導身處台灣與美國文化交集的孩子們，能平衡兩種不同的文化，培養健全的人格，並以謙遜的態度服務人群，進而造福社會。」
他接著說，倫理價值、認同、溝通和領導能力是TAF夏令營的四大主題，每年強調一個主題，每四年輪換一次。
「這四個分別由歷任會長帶進的觀念，實則脈絡相通，裡外一貫的。」他進一步闡釋道：「首先從倫理價值開始。生活在美國，少數族裔的孩子在成長的過程中，常有迷失的現象。因此我們要教導他們認識自己。先檢視自己的優點、缺點、喜好、特質與追求的方向，再學會接納自己、尊重自己，然後以同樣的態度接納別人、尊重別人。」
他舉自己的例子說：「譬如青少年時期，大家對外表都很敏感。眾所喜歡的體型都是高高瘦瘦，但我從小就長得胖胖壯壯，我怎麼辦？就是學會接納自己，告訴自己：長得不那麼酷，沒關係，我還有其他長處，祖母、媽媽、阿姨和許多人都愛我。建立自尊與自信後，才能以同樣的態度接納與尊重別人，這就是倫理價值。一個人有了正確的價值觀，為人處世就比較不受外界的影響。」
「瞭解自己後，再進一步探討自己的族裔認同。」林志文說：「台灣人認為我們是美國人，美國人認為我們是台灣人。許多台美孩子常在內心自問：我是什麼人？我要認同哪一個族群？在這關鍵時期，我們要教導他們認同台美人，接受台灣文化的優點與缺點，以台灣傳統為榮，建立起自己的族群尊嚴與信心。」
裝備自己後，再對外溝通。他說：「溝通是現代社會不可或缺的生活技能。
代溝則是許多台灣人家庭都有的現象。到TAF夏令營的孩子，許多都吐露難與父母溝通的心聲，獲得許多共鳴。我們一直鼓勵孩子們多瞭解父母的文化背景，並加強自己的溝通技巧，如此不但能促進家庭和諧，更有助於自己日後的發展。」
有了自尊、自信與良好的溝通能力後，領導才能應運而生。志文強調說：「領導能力並不全然天生，後天亦可栽培。事實上，更重要的是領導人必須心存謙卑，具服務的熱忱，才能真正服務人群、貢獻社會，這就是『奴僕領導』的真正涵意。」
第三代的參與
在德州工作數年後，林志文的領導才能與多元的文化背景益受公司的器重，因此被升調至波士頓總部，擔任國際技術服務部經理。此後，他經常出差國外，時而日本、台灣，時而中國、香港，時而南美，經常繞著地球飛。
「幸好現在的科技很發達，即使在國外，我也能以電子郵件與大家聯絡，或在電話中規劃TAF事宜。」他說。
二○○三年，林志文卸任後，基於現實考量，TAF會長一職仍回到第一代身上，由密西根的黃啟仁接任，二○○五年則由芝加哥的林大成擔任。至於執行長一職則一直由第二代負責。二○○○年至二○○四年，由專攻企業管理的Bernice Tsai擔綱，二○○五年則由從事教育的Christine Shay接掌。至於理事會的四十多名理事，第一代與第二代兼而有之，但望在兩代合作之間，TAF得以順利傳承。
林志文卸下會長後，仍繼續擔任TAF的理事與執行委員。目前，他正與Bernice Tsai等人積極籌劃恢復夏令營的大專組，並且熱心組織TAF的「學友會」，希望從前參加過TAF的孩子能回「娘家」，共同在家庭營裡團員。
當年參加夏令營的那些天真淘氣的孩子，如今大都已成家立業、為人父母，他們的孩子甚至足以當TAF的學員。志文與凱西的兩個兒子，十二歲的約書亞和九歲的馬太，亦早已是TAF的第三代學員。
而當年的辛勤播種人，則已升格當阿公、阿嬤。卓甫良與林秋菊的長孫女安蕾亞﹝Andrea﹞、孫兒滿雄﹝Daniel﹞和小孫女富士﹝Deanna﹞，都是TAF的第三代學員。去年，十六歲的安蕾亞當上少年組的輔導員，令阿公、阿嬤非常開心與驕傲。
林健華的老三宗慶也於去年結婚，或許再過幾年，他們將在TAF夏令營與兒孫相見。這些從前的辛苦義工，如今已退居第二線，成為輕鬆的家庭營與會者。他們在營裡，快樂地與兒孫團聚，與老友重逢，並且望著一張張可愛的小臉，興奮地辨識究竟是誰家的孩子。
從卓甫良、林健華、到林志文，這一群在美國內陸的台灣人，本著對基督的信仰、對台灣的認同、與對台美傳承的使命，默默地播下TAF這粒芥菜子。時隔多年，終於萌芽，台灣人在美國的故事，就這麼一頁頁地寫下去。
楊遠薰